从乡土走向现代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之十二章

1、关于“地缘”

这是本章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不过，文本似乎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学生在寻求解释时，只关注了这样一个明显的句子，“地缘是血缘的投影”，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根本不是解释。其实，我们通读之后，完全可以依据“血缘”一词而定义。所谓血缘，指因生育、血统而产生的联系关系；因此，地缘，一定指因居住在同一地区而产生的社会联系。套用已知定义格式，这种解词法其实是非常有用的方法。补充一句，这个定义完全可以用文本第8段中的这一句，“如果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能结成一个地方社群，他们之间可以是纯粹的地缘，而不是血缘了”，我们可以尝试把它简化而成定义。总之，只要读得细，我们完全可以借助各种方法准确界定一个重要概念。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词的界定依语境而定。在文本第4段开头，“在稳定的社会里，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第7段也说，“地缘是血缘的空间投影”。但文本的结尾，“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在不同的语境中，“地缘”这个词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不能将其混为一谈。前面强调的是“稳定的社会环境”，属于乡土社会范畴，后面强调的是流动变迁的社会，是注重契约的陌生人社会，非常接近现代社会的生活形态。这是我们阅读本章时必须要注意的。从逻辑学角度看，概念总是在一定语言背景下出现的，语境对我们理解概念有非常大的影响，反过来说，语言之所以有歧义，常常是因为语言背景不明确。

2、关于文本中自相矛盾的说法

1）既无法不互欠人情，又尽量不在钱上往来，这两种说法是否矛盾？

所谓矛盾的说法，常常是因为其语境完全不同，而不是作者的思维混乱。比如我们个体，在学校在班级身份可能是一个，在家里角色是另一个，在社会上我们又有完全不同的功能职责等。具体到这个问题，在乡土社会里，大家都非常重人情往来，痛痒相关有无相通，亲密社群的团结性就依赖于大家相互拖欠着未了的人情，在人情来往间，大家加强了彼此的亲密关系。但换一个语境，在商业交易中，当大家作为单独的社会人，负责任的经济独立体而存在时，合作交往更看重权利与义务的平衡，社会地位与职责的平等，此时人情与血缘的色彩淡化，契约与陌生人意味增强，所谓钱上无父子，就是这个意思，如果强行将两种身份混在一起，必然导致商业贸易活动的变形甚至中止，这就是不在钱上往来的意思。所以，意思的前后矛盾，其实是语境，是身份的变化。

2）“熟人生意难做”和“杀熟”这两种现象是否矛盾？

这其实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现象。所谓熟人生意难做，其实是两种身份两种语境的混合。从书里我们不难看到，在以人情来维持社会关系的血缘社会中，商业是难以存在的。与熟人做生意时，总会参杂人还必须往来因素，一不小心，就会欠人情，而长时间欠人情，商业就难以发展，这就是为什么熟人的生意难做。所以，商业是在血缘外发展的，必须在血缘关系之外建立商业基础，大家在交易时必须将对方看成是平等独立的陌生人。至于杀熟，也是同样的道理。纯粹的商业活动允许甚至鼓励讨价还价，在反复的切磋交流中，为商品确立一个符合真实价值的价格，而如果参杂了人情因素，碍于情面，少了拉锯式的出价讨论，一方利用了亲情因素而获得额外利益，就不公平了，也无法反映商品的真实价格了。因此，这两种不正常的现象的背后，其实是身份角色意识的混乱，导致功能不纯粹。

3、进一步的思考

1）费老说，“地缘是契约社会的基础”，但地缘会不会必然形成契约社会即现代社会呢？

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学者严飞的社会学专著《穿透》里讲述了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对广场舞社交的调查。

海淀公园广场舞群的参与者大多都住在公园附近的小区里，虽然确实有人会通过广场舞群认识到新朋友，但大多数人只会与自己认识的朋友、邻居和老乡交流。而在大广场舞群中，经常会形成非常封闭的2到3人的小圈子，不同小圈子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却都非常有限，绝大多数的跳舞者，他们彼此之间并不熟悉。

为什么广场舞并没有如我们想象中那样，成为促进社会交融，增强社区中共同情感的有效工具呢？

其中原因大概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广场舞参与者交流的讨论话题存在差异。我们发现，参与者之间交流的话题大多集中于讨论广场舞的舞步、舞蹈难度等，很少谈论各自生活的情况。虽有少数参与者与别人会讨论自己工作的情况，例如有些参与者是外来务工者，会与别人讨论兼职的事情。也有参与者是一位房东，会主动与其他人提起自己现在有房出租，让他人帮忙介绍租户。在交流时间方面，大部分参与者只在广场舞进行的期间与其他参与者交流，甚少会在跳舞以外的时间见面。在跳舞以外的时间，大家会回归各自的生活与工作，不会联络其他参与者。

第二个原因，则是广场舞参与者的身份差异。根据我们的访问结果，海淀公园中广场舞参与者大多是来自北京以外地区的中年女性，这一比例达到了80%。来自五湖四海的参与者有着不同的背景，因此她们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文化差异。其中一个例子便是语言差异，来自各地的参与者都有自己的方言，譬如一位来自四川的参与者因为觉得自己的普通话不好而不愿与其他参与者沟通。这些差异让参与者们不愿意与其他人交流，或是想要建立更深入的关系，导致她们之间的交流十分有限。

第三个原因，则是广场舞的参与者除了背景以外，她们的职业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参与者来自各行各业，例如大学生、保姆、会计，也有退休人士。职业的差距让她们之间缺少共同话题。其中一位访问者就表示，因为职业差距的关系，自己不太想与其他参与者聊天。由此可见，职业差异使得参与者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受到限制，参与者们不太愿意与自己有职业差距的其他参与者进行深入交流。

这一项有关广场舞的社会学研究，我们后面还将继续进行下去。但前期的发现至少告诉我们，一起参与的广场舞，实际上并没有消弭由社会阶层差异所带来的身份区隔，也没有很好的帮助大家建立起常态化的社会交往关系。人和人之间，依旧是陌生、隔阂的，依旧没有整合进一个社区共同体中。

从广场舞的一个个案研究，放大到整个中国社会，让我们在中国宏大的社会变迁中，再深度理解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

一直以来、中国社会被称为“熟人社会”“人情社会”，乡村生活由宗族制度维系，每个人都生活在以传统大家庭为代表的“共同体”之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制下，以家庭为生产单位，人员流动少，安土重迁的思想使家族内部成员之间相互依赖，相互扶持，相互提供社会支持。这也就是中国人说的“相依为命”。在社会学家费孝通的笔下，传统“礼俗社会”由礼来维持社会秩序。在《礼治秩序》一文，费孝通就指出：“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由此可见，传统社会是许多共同体的聚合，共同的情感、意志、礼俗形成了乡土社会的社会关系。然而，在城市化过程中，大都市中的共同体关系被打破，“社会”的成分越来越占据主流。那些脱离农村生活，到城市谋取生计的打工者遇到了许多困境，这便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问题。这些农民工，或者说城市的务工者，他们习惯了乡村共同体中，以情感、人际关系为联结基础的生活，因此，他们处理社会关系的方式，仍然是共同体式的。他们失去了共同体的情感联系和支持，同时又无法融入新的社会关系之中，变成了处于两种社会关系夹缝之中的群体。另外，群体之间的隔阂差异非常明显。

我的理解是，我们有广场舞但没有广场，有娱乐或健身活动但没有真正的陌生人社交。没有共同的公共话题公共事务让大家一起参与，大家始终无法因共同利益而结成关系密切的社群，那么，就出现了这种有地缘而无社会的尴尬现象。虽然从很多方面看，城市在快速现代化，但我们的社会组织仍然不健全，权力体系之外，我们仍然是一盘散沙。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的中国还没有实现社会结构的现代化，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变形的乡土中国里。

2）我们常说现代社会人情冷漠，血缘至地缘的变迁，是否导致社会凝聚力不足？

和上一个问题相关，这也是一个好问题。简单地说吧，如果现代社会仅仅停留在陌生人社会，大家都退回到自己的小家庭中，社群缺乏共同的利益追求，大家没有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责任担当，没有共同的价值认同，势必与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社会没有差异。换一句话说，我们所有人没有完成身份角色的转变，从个体变成社会人，有权利意识和责任担当的社会公民。人情冷漠，凝聚力当然就不如亲情乡情的天然共同体了。所以，是否可以这样形象地说，我们一只脚跨入了现代化的门槛，但另一只脚还在乡土社会的泥淖里没有拔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