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校园新难题 看不见的墙

　　每天，14岁的陈萌和同学经过篮球场时，都要告诫自己，不能越界。尽管这界限并不能看到。在位于上海市宝山区和杨浦区交界的H中校园，教学楼被分为东楼和西楼，楼下各有一个篮球场和小足球场，中间是个单车棚。这个在视觉上并无明显隔断的空间，却成功地分化出两种封闭的运行秩序，这两种秩序分别对应了“东部” 和“西部”的两类学生，前者是本地生源，后者是农民工子弟。

　　即便是走到这一步，上海市也走了很多年。截至2008年上半年，有将近38万适学的外来流动人口的子女在上海。对于这些学生而言，进公立学校难如登天，他们的容身之所往往是流动的破败校舍和师资匮乏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这种不公平的教育现状，连同深为诟病的户籍制度，一直被视为城市排外的表现。两年前，上海市政府发起了一场“关停并转”农民工子女学校的行动，除了回老家或离校打工的，余下的学生将全部进入公立学校就读。

　　上海的做法，是整个中国一线城市试图解决此类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大趋势，被认为是消除歧视的良方，实现“公平教育”的本义。

　　然而，当陈萌和他所在的农民工子弟学校的800多名同学和老师被分流到宝山区H中和长江路小学时，实际上是把问题从校外带到了校内。一种新的隔离正在形成。与H中一街之隔的S中，两年前甚至还把所有的“民工班”集中在教学楼的一层，本地生为主的班级就被农民工子女班形象地称为“上面的班级”。在宝山和上海其他的郊区县，这种隔离的秩序会随着公立学校农民工子弟的增多而加深。

　　在H中，终于能够进入公立学校就读的陈萌们发现自己似乎并没有那么幸运。因为在这所公立中学里，他们被全体安置在主教学楼西部的一个配楼，而在东楼和西楼之间，似乎有道无形的界线把他们和这学校原有的一切区隔开来，他们的新身份不过是———来自H中“西部”的学生。

都市隔离带

　　南方都市报(广州)上海宝山区一公立中学，下午3点半，穿着粉红、蓝白校服的“西部”学生(农民工子弟学校并入)已经放学，穿着蓝黑色校服的“东部”学生(本地生源学生)则要去上课。同一学校屋檐下“东部“西部”间有看不见的“围墙”隔离。

“好像东部就是贵族，西部就是平民。”两边的班主任和老师都叮嘱自己的学生不要越界，东部和西部的学生如果互相交往都会受到处分。

　　作为上海宝山区最后一所关闭的农民工子女学校，江南学校800余名师生分流并入公立学校，意味着自2008年以来上海市政府“关停并转”农民工子女学校行动也已接近尾声。　　
　　这是整个中国一线城市试图解决此类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风向标，被认为是消除歧视的良方，实现“公平教育”的本义。　　
　　然而，新的问题出现了。校园外的围墙拆了，校园里却筑起看不见的墙。很难想象，同一屋檐下的学生，却因各种规定，分为东部西部，双方各有秩序，互不往来，自我隔离。看不见的墙，还表现在对教育资源的争夺上，中考将是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受教育的“窄门”，升学举步维艰。而所有隔离中，由此衍生的人心冷漠尤为可怕。　　
　　同样是由农民工带出来的话题，在北京大兴区16个位于城乡接合部的村庄进行了封闭式社区管理。被圈起来的村庄，究竟是一种简单粗暴、隔绝外来人口的管理格局，还是对特殊地带、特殊人群的治安创新管理模式？至今仍争论未休。　　
　　无论是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还是农民工管理问题，都将伴随并困扰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其深层次原因在于户籍制度之诟病，坚冰一日未破，新隔离尚未解除。

评论一：民工子弟被歧视暴露社会阶层断裂

　　作为上海宝山区最后一所关闭的农民工子女学校，江南学校800余名师生分流并入公立学校，意味着自2008年以来上海市政府“关停并转”农民工子女学校行动也已接近尾声。这是整个中国一线城市试图解决此类农民工子弟教育问题的风向标，被认为是消除歧视的良方，实现“公平教育”的本义。然而，新的问题出现了。校园外的围墙拆了，校园里却筑起看不见的墙。很难想象，同一屋檐下的学生，却因各种规定，分为东部西部，双方各有秩序，互不往来，自我隔离。（6月9日《南方都市报》）

　　两年前，上海市发起的这场“关停并转”农民工子女学校的行动，除了回老家或离校打工的，余下的学生将全部进入公立学校就读。

　　没想到这一被认为是消除歧视、实现“公平教育”的举措，却因为记者的深入调查让人万分震惊。

　　让人难以置信，在同一所学校，竟然有如此泾渭分明的阶层分化，竟然有如此天壤之别的资源配置，竟然有如此“和而不同”的管理差异。在不大的天地里形成了一个现实版的“东西部”差距。

　　上海农民工子弟在这所公立学校的境遇，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黑人，他们的平等被潜意识里拥有优越感的白种人剥夺。当然这只是一个不太恰当的隐喻，但农民工子弟在校园内集体被歧视，的确让人感到震惊和无语。

　　报道说，“好像东部就是贵族，西部就是平民”。两边的班主任和老师都叮嘱自己的学生不要越界，东部和西部的学生如果相互交往都会受到处分。学校还要求西部的学生购买了和东部不一样的新校服，以便在视觉上进行区别。甚至不准西部的学生在学校50米内的地方停留，买东西。

　　这种貌合神离的“关停并转”更像是一项政绩工程，更像一个“伪城市化”、“伪人性化”符号。校园外的围墙拆除了，却在校园内新建立起一堵看不见的“柏林墙”。这堵“心墙”其实远比“校园围墙”更加可怕，难以推倒。

　　这种把穷人的孩子和富人的孩子隔离，把“外来人口”和“土著居民”分开的做法，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教育资源配置不公的现状，只是一种“假分配”。不仅是对“教育公平”的亵渎，而且也与相互“包容”的要义背道而驰，制造了新的社会矛盾。

　　也许学校管理者的本意，上海本地孩子学习起点比较高，基础比较好，对农民工子弟在一起学习，不仅会影响成绩好的学生，还会对成绩差的学生带来心理压力。但这无疑是一种教育歧视，这种歧视只会使教育变得更加功利。

　　前不久议论十分热烈的“穷二代”、“富二代”、“官二代”现象，在社会转型期，“物质”的贫富悬殊，已经越来越多的反应到“心理”贫富悬殊，二代标签的背后，使早已弥漫的仇富、仇官的心理进一步放大，越是底层的大部分人失去越多改变命运的机会，无疑会加剧社会矛盾，带来危险。

　　农民工子弟集体被“隔离”折射出城乡断层、贫富差距的社会现实。要解决这个断层问题，必须从制度层面改革户籍制度，推进城市化进程。管理者必须冲破长久以来形成的“心理围墙”。

评论二：学校设“隔离墙”走向“教育”的反面

　　同一片蓝天，甚至同一所学校，但学生们因“身份”的不同，被活生生隔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如此怪事，发生在上海市一所公立中学。

　　该中学用明白无误的方式，将农民工子弟与本地生隔离。学校根据不同生源将学生分为东部、西部，本地生在东部，农民工子弟在西部，双方各有秩序，互不往来。学校还要求西部的学生购买了和东部不一样的新校服，这样两边学生的作息和流向，便可以清清楚楚。（6月9日《南方都市报》）

　　在农民工子弟学校大量关停并转并入公立学校的过程中，上海市宝山区这所公立中学表现出来的隔离围墙，是很多吸纳农民工子弟的公办学校的侧影。相似的隔离墙并不鲜见，除了不同师生群体间的“隔离和自我隔离”，还普遍表现在对教育资源的争夺上，比如中考，将是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受教育的“窄门”，甚至是不可逾越的玻璃天花板。

　　不能简单认为这样的隔离与自我隔离，是学校在有意制造歧视和不平等，造成这种隔离的根本原因，不是“出身”的不同，而是“前途命运”的不同，在“户籍+学籍”的中考和高考制度下，外来流动人口子女面临着“升学无望”的制度性困境，流动人口子女及其家长无能为力，老师和学校也无能为力。

　　而在升学率的指挥棒下，城市公立学校有意无意“放弃”外来流动人口子女，专心致志“培养”本地生，就成了符合教师和学校利益最大化的自然选择。于是，“被抛弃和自我抛弃的那部分”，自然而然成了“成绩差，又会抢钱打人，跟他们交往出了事学校不负责任”的另类群体，进一步加深隔离与排斥。

　　但是，虽然造成歧视的根子在应试教育评价体系和以户籍为依据的升学制度，但上海这所公立中学的做法仍让人心寒，因为他们在原有的升学歧视基础上“变本加厉”，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隔离与冷漠―――

　　添置的新课桌椅被搬到了东楼，旧的换下来搬到西楼；学校的评比和奖学金，西部学生都被排除在外；学校的活动场地设施都要让东部的学生优先使用；对西部学生，学校还有出校门后50米内不能停留的规定，并禁止在这个区域内买东西；两边的班主任和老师都叮嘱自己的学生不要越界，东部和西部的学生如果互相交往都会受到处分……

　　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有学生免费营养餐和免费校服制度，为的是消除人与人之间与生俱来的不平等，让每个孩子都拥有健康的身体，并且通过一样的校服，将人与人之间不同的身份与背景“抹平”，至少是在学校的环境里，给孩子们人人平等的感觉。

　　学校是维护社会自由、平等、和谐的重要力量，也是反思社会不公正的重要思想策源地。然而，透过上海的这个个案可以发现，一些教育工作者在制造隔离墙、制造不平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不论是流动人口子女受到的不平等待遇，还是高校招生名额分配高度向发达地区倾斜、向高校所在地“谄媚”的“马太效应”等，都暴露了这一点。

“最大的失误是教育的失误，最大的不公是教育的不公。”学校设“隔离围墙”是教育的耻辱。面对这种公办学校公然歧视弱者的现象，教育界和全社会该彻底反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