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刺痛的人性与扭曲的权力道德

见义勇为本是社会提倡的美德，然而在河南郑州，做这事还得凭证而行：市民孟女士在郑州郑东新区如意湖溺水，当地一个公益搜救队赶到现场施救，却遭到了巡防队员的阻止，被要求必须具备“打捞许可证”，否则不能下水。最终，孟女士抢救无效死亡。

当地官方很快出来“辟谣”，新区管委会称“按照当时的情况，并不确定孟女士是否溺水，只是进行寻找。”而市委宣传部则称，溺水者在志愿者到达前已经死亡。鉴于已有专业搜救队打捞尸体，巡防队拒绝了志愿者协助打捞的请求。因此，志愿者提出下水仅是实施“打捞尸体”而非“救人”。

官方的这种说法显然站不住脚。人都还没被救上水，谁又知道溺水者是生是死？难不成巡防队有先知先觉他人生死的“神功”？既然孟女士生死不明，且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那么针对她的寻找，就只能假定为对活人的“救援”，而绝不是对遗体的“打捞”。更何况，义务搜救队在受阻1小时后才被允许下水施救，这意味着极有可能失去了有效的抢救时间。在还没确定人死亡之前，而故意阻拦他者施救，无异于间接故意杀人。

颇为反讽的是，官方所谓的“专业搜救队”打捞了两个小时都一无所获，而义务搜救队仅6分钟就把人捞了上来。这是给官方一记响亮的耳光！

此前，各地相继发生的“天价打捞尸体”、“挟尸要价”等丑闻，所折射出来的人性泯灭和良知沦丧，已为我们所深恶痛绝。相形之下，郑州这起事件，是比“挟尸要价”更为深重的罪恶。受害者家属大可以“间接故意杀人罪”控诉之。

不难发现，无论是“挟尸要价”，还是救人须“打捞许可证”，都有着共同的生发逻辑，那便是将救人当成了一种赤裸裸的生意。区别仅在于，郑州巡防队的“生意”做得稍微隐蔽些。所谓的“打捞许可证”，虽然子虚乌有，但实质上是巡防队在事后回应时另外搬出的“救生员资格证”的一个别称而已。而要办理这个证件，收费高达700元。敛财的事实，坚如磐石，难以洗刷。

因而，官方所谓的“本着对他们生命安全负责”云云，冠冕堂皇的说辞，难掩其百般抵赖但一捅即破的丑恶画皮。不客气地说，巡防队阻拦义务搜救队的意图，恐怕在于担心人家抢了自己的“生意”，或者以“打捞许可证”要挟人家交纳所谓的“培训费”。

应当看到，“挟尸要价”与“打捞许可证”，凸显出了底层的沦陷，这是一个比贫富差距更为可怕的社会危机。需要指出的是，前者指向的是民间社会，而后者指向的是基层权力。显然，后者对社会肌体所造成的伤害远比前者大得多。所谓的“打捞许可证”，是权力对社会资源垄断之下的一个怪胎，它见证着诸如巡防队之类的权力末梢，对社会资源的掠夺无孔不入。

其实，只要对所谓的巡防队、联防队、治安队等等这些虽不同称呼但实为一个“种族”，稍有体察，便不难理解本案的事理逻辑。这倒不是对此等“种族”全盘否定，而是长期以来，这一群体，大致是“帮凶”“害群之马”的代名词。他们本身并不掌握着权力，但由于依附于权力，也就拥有了伤害他者的权力。翻翻他们的历史，在“人性”这一章节上，又何曾只看到“救人须许可证”这种违逆人性之举。

需要追问的是，他们被扭曲的人性来自哪里？是何种因素使他们丧失了人道和怜悯之心？本案作为一种集体行为出现，显然很难用个人因素来解释，而应将视线投向他们所处的“体制”。环境决定人的生存状态，正如社会学家库利所言：“一个健康发展的个人，只能在一个健康发展的群体中产生和生存，反之亦然。”

库利认为，人性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质、社会道德态度，甚或你随便称谓的社会思想的组成部分。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属于他自身的价值系统，正是这个东西使他成为所在群体中的独特一员。脱离开对群体的考察，你将无法解释个体的任何行为，换一句话说，如果你们没有理解一个人置身其间的社会环境，你也就无法理解这个人的人性状态。”

不难发现，巡防队的背后有着一股强大力量的支撑，那便是不受约制的权力。权力不仅天性凶残而野蛮，而且具有自利性。若不被约制，权力必然为逐“私利”而损害“公利”，权力者的道德必将发生畸变，变得面目可憎。而权力的道德状态，往往影响着社会与个体的道德状态。这也就决定了民众不可能从权力那里获得对生命哪怕是尸体最起码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