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权之毒，甚于鸦片

许国申

什么叫特权？特权就是政治或经济方面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这是通常的解释，其实，特权还包括更大的范畴——它包括那些专门保护特权阶层利益的法律和制度，以及更多的“潜规则”。尤其是在当下之中国，特权几乎几所不在。譬如生活上的食品“特供”，N奶“特养”，名酒“特享”，座位“特（专）坐”……

无论中国，还是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或地区，古往今来，特权总是对社会危害最大的东西。所以，无论哪个国家，无论哪个民族，无论哪个时代，人们总要不遗余力地与特权作斗争。人类越文明，社会越进步，特权的市场越小，特权的危害才会越小。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权范畴的大小，特权危害程度的轻重，甚至可以看作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当下之中国，是世界上特权危害最烈的地方，因而也是世界上最不文明的国家——尽管这个国家一直以文明古国自誉。

特权尤如鸦片，美丽得勾魂摄魄，舒适得欲神欲仙，“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古代的帝王将相，近代、现代以及当代的大大小小的官僚，与其说是为“江山如此多娇”“竞折腰”，倒不如说是为“特权如此妖娆”“竞折腰”。这几年的“国考热”，实质上是一种“特权热”。如果“公务员”（其实是特权阶层）没有那么多的特权，“国考”能这么热吗？

特权之毒，甚于鸦片。吸食鸦片，只害一人，享受特权，却危害一群人，乃至整个社会。譬如杭州市前副市长许迈永，人称“三多”市长——钱多（两个亿）、房多（房产许多处）、女人多（两位数），他把手中的特权发挥到了“极致”。人们往往只看到他最大限度地享受特权最终害了自己，也害了家人，却看不到他还害得多少人（包括在他的权力笼罩之下的“公务员”）丧失人格，低声正气地向他行贿，献媚，活得不像个人；更看不到政府的吏治被蛀得千疮百孔，使国家政权的大厦摇摇欲坠，社会风气被搞得昏天黑地，使善良的百姓对政府怨声载道。

腐败是表，特权是里。为什么这么多年“反腐败”越反越腐败？因为“反腐败”不反特权。腐败是与特权成正比的，特权越多，腐败越甚。正因为这几年特权越来越多，所以，一个“三多”市长倒下去，千万个“三多”市长站起来，近日惊闻山东省副省长黄胜贪腐达90亿美元，情妇房产多多，直叫人惊呼“没有最腐，只有更烂”。腐败成为一场瘟疫，大陆几乎再也找不到一片净土了。政府真要反腐败，就必须从反特权做起。而政府要反特权，必须先拿官员自己开刀。

限制特权之难，难于禁止鸦片。鸦片是外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特权虽然是公开的，看得见，却摸不着。鸦片之害，人多见之，多数人会避而远之；加上政府禁毒，受害之人不多。特权可不一样，特权思想是一种“传统文化基因”，根植于我国每一个人的心底，只要条件具备，就会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如果说特权是一团火，那么很多人都会像飞蛾一样，舍命扑向“光明”。大的不说，就说开会吧，坐主席台，是一种特权；能坐到中间些，更是一种荣耀——尽管坐主席台其实是一种受罪，远没有坐在台下自由。连给当官的开车，甚至洗脚，都觉得是特殊的荣耀，可以到处显摆，因为他们也沾了特权的光，或者分享到了特权者抛给的一点“残羹冷炙”。再如大家都恨贪官，可是那些贪官的亲戚朋友同学，只要这个贪官不是六亲不认，就会以他或她为荣。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谁谁谁在谁那里喝了几瓶茅台，谁谁谁又让谁在某个大酒店请了一顿饭，报销了几千几万元。诸如此类，大街小巷，谁不在谈，谁没听说？

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特权几乎无处不在。“论资排辈”，论官排位，看起来不算特权，其实也是特权的一部分。因为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好像从来就没有过人人平等的思想。人分三六九等，好像天经地义。越往高等，享有的特权越多，自我感觉越好，越被低等的人仰慕。大家都觉得，“人往高处走”（爬上更高的等级，享受更多的特权），就好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合乎法则。这种癌症基因不根除，要当官的不享特权，要国家长治久安，根本就不可能。

禁鸦片易，禁特权难，要政府官员反特权更难。李白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那是夸张，而说中国“反特权之难难于上青天”，那就一点也不夸张了。然而科学技术早已证明，“青天”并非不可上，社会历史也早已证明，特权并非不能反。别的国家与民族能反，为什么我们中国就不能反？如果说这是文化基因的问题，那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引进西方的民主平等人权等概念；如果说这是制度使然，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引进三权分立，从根本上杜绝产生暴君的土壤？

从这个意义上说，治国的最高理想应该是培养具有强烈的平等思想、不惧特权更不享特权的一代公民。既然无法逃离“柏林墙”，那就留下来为自己的梦想奋起抗争，正如顾炎武所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每一个“匹夫”，都要做反特权的战士，主动与特权决裂，随时随地与特权作斗争，直到万众一心把权力关进笼子。因为，民主、平等是人类社会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试看明日之世界，必是众生平等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