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外谈历史

著名历史学家樊树志先生表达了一个观点：历史需要不断解读。因为按照英国历史学家卡尔和荷兰历史学家盖尔的说法，历史不过“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对话”（卡尔），或者“一场永无休止的辩论”（盖尔）。既然如此，则不同的作者，从不同的视角，用不同的方法，对历史做出不同的解读，也就理所当然，而且非常必要。
　　问题是如何解读。
　　解读需要审视，而审视需要怀疑，特别是要怀疑那些流行的说法。实际上，流行未必正确。比如“封建专制主义”，就很可疑。为什么？因为封建必不专制，专制必非封建。什么是“封建”？封，就是划定疆域，分配领地；建，就是建立政权，指定领主。天子把天下分成若干“国”，划定一个范围，指派一个国君（诸侯），然后世袭，叫“封土建国”。诸侯再把“国”分成若干“家”，也划定一个范围，指派一个家君（大夫），然后世袭，叫“封土立家”。这就是“封建”，是周代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制度，我称之为“邦国制”。
　　秦汉以后的制度，则是“帝国制”。帝国与邦国的不同，首先就在于是否封建。邦国是一定要封建的，天子封建诸侯，诸侯封建大夫。帝国则一定是不封建的。就算封王封侯，那也是荣誉称号；就算封了土地，王侯们也只是地主，不是领主。他们对那块土地，只有财权，没有主权，也没有治权。这，充其量只能叫做“封而不建”。
　　实际上，帝国实行的是“郡县制”，邦国实行的才是“封建制”。天子封建诸侯以后，诸侯如何“治国”，天子是不管的。诸侯封建大夫以后，大夫如何“齐家”，诸侯也不管。然而在帝国时代，州官如何治州，县官如何治县，皇帝或朝廷可是要管的。就连谁去当那县官州官，也归皇帝或朝廷任命，不能世袭。所有的权力，仍然归于中央，州县不过代理。
　　显然，帝国制或郡县制，是“集权制”。邦国制或封建制，是“分权制”。真正的“封建社会”，连集权都做不到，又哪来的“专制主义”？同样，把秦汉唐宋元明清，都称之为“封建社会”，也成问题。因为秦汉以后就不“封建”了，怎么还是“封建社会”？
　　所以，今后遇到这类说法，我们至少也得问一句：是这样吗？
　　其实就连帝国时代，也未必都专制，也有不专制的。大体上说，明清以前，是有时候专制，有时候不专制，或者专制得开明。比如按照唐代制度，一道命令，如果不经政事堂会议通过，加盖“中书门下之印”，就直接由皇帝发出，是不合法的。虽然也有皇帝这么做，但要么是蛮不讲理（如武则天），要么会不好意思（如唐中宗）。连带强行任命的官员，也会被人看不起。所以，“集权必专制”的说法，恐怕还值得推敲。
　　当然，明清以后，废宰相，建厂卫，大兴文字狱，就完全是专制了。这也并不奇怪。因为从集权到专制，原本只有一步之遥；从专制到独裁，也同样顺理成章。就算那皇帝是个娃娃，或者弱一点，如果太后厉害（比如慈禧），还不是照样专制，照样独裁？
　　这就是“帝国的胎毒”了。也就是说，帝国制度的本性，就是要从集权走向专制，从专制走向独裁的。这笔账，甚至要从“商鞅变法”算起。因为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就是变封建为郡县，变分权为集权。所有的权力，都要集中在国君手里。人民群众，包括贵族和士人，都没有言论自由，也没有思想自由，只能“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显然，秦政就是专政。即便不是暴政，也是苛政。专政是不能持久的，因此秦帝国二世而亡。这才有了后世的开明专制，甚至“不专制”，据说在这一点上做得最好的是唐太宗。当然，无论如何好，也绝不会“民主”。

不民主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帝国不可避免地由集权走向了专制。读史书时我确一再叹息，为什么我们的传统文化发展到后来，由精致走向了糜烂，却不会跳出历史的怪圈，走向大气磅礴呢？难道我们传统文化的根基就是有毒的吗？

我确信，中国人非常聪明，只要给点阳光，我们就会灿烂，给点自由，我们就会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当真是“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历代所谓的“XX之治”“XX中兴”绝不出这一规律。而之所以中国历史前行得如此缓慢甚至艰难，与这种专制对人性的压抑和对人才的摧残完全分不开。对此，我曾作过《呼唤人的解放》一文，此处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