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六十年代

取这个名字，其实没什么深意，只是图简便，因为我越来越觉得你是谁其实不怎么重要，重要的是你打上了哪个时代的烙印，你接受的是哪个年代的教育，是哪个年代的思想和思维，简而言之，你被归入哪个队伍，生活当中我们不也经常这样大而化之地评价一个人的吗？即使取这个名，我也无意代表谁谁谁，活了半辈子，一直都置身于沉默的大多数，被各种各样的人代表，或心甘情愿或被洪流裹挟或被彻底剥夺发言权，早已丧失了发言的本能，甘于平凡甚至平庸后，现在更不想成为别人的代表了。也许在文章里偶尔会代人说话，无意之中使用了宏大的叙事角，那也完全是受了这个时代文风的影响，与我自己的出发点全不相干。不过我还是有点不放心，于是我专门百度了一下，嘿，还真有这样的文章，而且不老少，难怪我极其自然地用上了这个名字。只是，我粗略地看了一下，一般都是城里人或者文化人的视角，他们才代表了芸芸众生，视野宏大，境界高远，好多事件与感受我都无幸与焉，于是，我才有了写这篇短文的底气，真心真话真情，才有可能触摸一个时代的脉搏。毕竟我是接“地气”的，因为我相信还有好多人跟我有着真正类似的经历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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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生于六十年代，但地域差异尤其是城乡差异，还是对我们的生活有着无法逃避的影响。我生于农村，湖北江汉平原，早些年还是洞庭湖的一部分，成年后我还在周围转了转，见识了不少湖区的影子，据歌里唱，这是胜过天堂的洪湖鱼米之乡，物产丰饶，各种野生家养的比较丰富，什么菱角啊莲蓬啊鸡头耙啊，几乎都吃腻了，有时候家里人从水田里干活回来，还带回一两个乌龟在灶里烧了给我吃，那个时候田里时不时都可以无意中碰到这玩意儿，不像现在，只能通过甲骨文残片来想象了。稍大一点，还学会了戽鱼挖藕，采藕稍，白天抓青蛙，晚上捧泥鳅，一场大雨过后，不定哪条沟里就能发现一窝鲫鱼。大自然的馈赠非常丰厚，只要你不懒，哪里都可以找到吃的，尽管有时乱吃东西，也不讲卫生，闹到经常肚子痛。当然，毕竟是贫穷年代，到处找吃的也成了一种本能，记得当时农村滥用农药的现象很普遍，也不讲什么环保，用过了以后就在旁边的排水渠里洗一洗，结果把里边的鱼全都麻翻了，于是乎我们赶紧把死鱼全捞上来，清洗干净，盐一腌，又是一盘菜，全然不管它是否还有毒。不过说一句真话，童年里饥饿的记忆确实不深，所以我一直难解我家乡的一句歌谣，“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可能我懂事后洪水不再泛滥了吧。后来我读初中时，老师告诉我，他们好多人甘愿放弃城里人的生活，下放到我们这里，因为这里是湖区，只要眼尖心活，到处都可以弄到些吃的，城里的体面和尊贵都被那场大饥荒剥夺殆尽。不过，肉确实是稀罕物，尽管家家养猪，但那都是支援国家，必须完成的任务，只有农忙“双抢”后或者过年，生产队才杀一头猪，每家分一点，解解馋。自然，一个物质普遍匮乏的年代，那时的饥饿应该在这一代人身上留下了印记，只是无人推敲而已。也许可以这样说，生于六十年代的人，对于六十年代本身并没有什么记忆，毕竟大家出生然后拖着鼻涕，穿着开档裤游走于田野，生活提供了很多的新奇消解了我们对食品匮乏的印象。相信和我同时代的农村人，无论现在的生活如何，珍惜粮食，不随意浪费大概是一种生活本能，或曰集体无意识吧，这些与童年生活中的饥饿记忆息息相关。

一点都不像我后来读到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还有其他一些写文革农村生活的小说，我们那里是有自留地的，家里还养鸡养猪，有段时间我父亲甚至还养过蜂。毫不夸张地说，把我们兄弟姐妹六个拉扯大，读书成人，家庭副业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所以我起床后就去拾猪粪，自留地要施肥；放学回家第一个重要的任务是割猪草，每天不装满一背篓不能回家。现在想来，文革对农村的影响，其实并不像他们宣传的那么大，这一点，我后来读鲁迅先生的乡土小说感受更具体更真切，辛亥革命都已经远去了，鲁四老爷还在骂前清康有为是新党呢。农村总是有它固有的惯性和传统，任何革命的口号风暴到达偏远农村时，其边际效应总会递减或者滞后，哪怕共产党的触须已经前所未有地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毛孔。我父亲是小学老师，放学后经常写毛主席语录，我现在还记得一句“小生产者是自发的”（当然后来我才知道这话是列宁说的），现在想来，他可不就是一典型的小生产者吗？但当时谁都没有追究，大家都觉得很正常。在我眼里他几乎什么都会做，是从零起步，养活了一大家人，在农村倒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而我成年后刚好相反，只会读书，不治产业，不事营生，常常以一个纯粹的书生自许，所以，仅读过几年私塾的父亲对我的书呆子形象一直不以为然，见面多叹息。当然，这一点我是现在才醒悟的，生活的幸福充实与你读书多少没有任何关系，只与你的生活能力高低有关。

文革当然会深入到每个家庭，也许只是当时我太小，没有办法体会。毫无疑问，文革的主体红卫兵都是50年代人，60年代根本赶不上，更何况偏远的农村。我对文革和红卫兵的零星记忆，大部分来自破旧的画报，再就是我大哥不知从哪里谋到的一个红卫兵袖章，不过，我一直都没有见过谁戴上过这玩意儿。等我们真正懂事时，红卫兵们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上山下乡，被他老人家打发修地球去了。也许正因为没有见识过真正的红卫兵，我后来一直着魔似的收集有关他们的图片书籍等资料，补全关于文革的零星记忆；现在想来，也许还有沉默朴实的农民骨子里对“黑手高悬霸主鞭”和“我爱谁就是谁”这类歇斯底里颠狂状态的隐约向往，只是我不自知而已。除了生产队后面要加个“革委会”外，关于文革的记忆就只剩下了每家墙上的毛主席语录或者“农业学大寨”之类的标语，当然也有民兵连长或排长，偶尔也背一支从来不用的步枪，但阶级斗争的意味不怎么浓，平时的称谓还是亲疏有别，长幼有序，并没有谁跟乌眼鸡似的。本村唯一的地主，据我猜想，大概就和周春富一样，立朝前多买了两亩地，结果成了地主，其实就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还和好多家有着或远或近的亲戚关系，也没见他怎么挨批斗，尤其是没怎么挨打，子孙没受多少歧视。印象中老人身体很健壮，但木然无表情，他似乎一直都不说话，也是，明哲保身是这个世道唯一的求生之道，不过他的子孙还是跟大家有说有笑的。对了，倒是有一次他读初中的孙子开过他的斗争会，不过斗完了，大家还是在一个锅里吃饭。有意思的是，当年斗地主最积极的一个干部，后来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地主的孙子。历史，总是这样乐呵呵地跟我们开玩笑，善意地嘲弄那些不遵循规律的人。至于游行，集会，倒是有过，那都得是大事，打倒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报纸广播讲得多，现实倒很平淡，印象中最深刻的似乎只有打倒“四人帮”了。不过，那也标志着文革该结束了。

我对童年最深刻的记忆竟然是闲。没有幼儿园，上学没有多少作业，更没有所谓的培优特长，一群野孩子，游荡在空旷的田野，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或者撵得鸡飞狗跳地捉迷藏，或者学着电影里的故事即兴表演好人打敌人的故事。尽管屋后的小河每年都会抓几个童男童女去祭祀，但我们仍然瞒着家长偷偷地学会了游泳，天热的时候，在浑浊的河水中来几招狗爬式。没有玩具，照样有游戏，折下树枝做弹弓，砍一截树干做陀螺，弯一段铁丝做滚轮……因陋就简，我们的童年一样充满欢乐，尽管大多拖着长长的鼻涕，赤裸着的身体晒得油光发亮。物质当然贫瘠，但精神并不一片苍白如洗。生活肯定不富足，但童年是完整的，真正体现野蛮生长的含义，从人生的角度看，应该算是一大幸事。有志何嫌屋檐小，英雄自古布衣多。现在的孩子们，几乎都是独生子女，享受着父母精心的呵护，那可是一对一的特供啊，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只有四四方方的精致的天空，和小心翼翼选择的几个玩伴，自由随性跟我们是没得比了。其次，生活在物质充裕的时代，生活条件是没得说了，但饥饿感呢？尤其是随着电视的普及，资讯的发达，孩子们的知识越来越丰富了，该知道的不该知道的全都知道了，结果如波兹曼所说，“童年消逝了”，他们过早地失去了童真，进入了社会。请允许我保留多一点对野性的崇拜，我一直对草根这个词充满好感，因为它意味着破坏和创造，野性和活力，能不断刺激有机体的神经，是一个社会能够保持健康活力的重要保证。野性战胜文明，粗犷压倒精致，正如《狼图腾》这本书所宣传的那样。我不喜欢小孩太乖太听话太规矩，生活太富裕，也许血性和激情就不足了。我甚至在班上鼓吹，男孩子应该打一架，这是成长的必修课，当然不是欺负弱小的那一种。

当然，还要感谢那个年月的，还有真正普及的小学教育。毛时代的一个特点，就是比较重视基层，比如农村合作医疗，每个大队都有赤脚医生，乡卫生所也不定期下乡巡诊，几乎所有的防疫接种都是专门组织，上门服务，最难得的是，几乎所有的服务都免费或者只收少许费用。再比如小学，每个大队都有完整的小学，有的还有“带帽子”初中，保证了大家就近入学；学费也不贵，一年级学费五毛钱，每高一年级加五毛钱；当年也没提什么普九口号，但农村失学儿童还真的不多，除非家里真有困难，需要一个年轻的劳动力。限于那个时代，也许真没有学到什么内容，不说跟现在比，就是和同时的县城教育相比也差得太远——我后来也参加过一些学科竞赛，每次都望洋兴叹，深感自己所知太少——但从文化普及的角度来说，还是应当感谢那个时代，尽管生活艰难，但上学不难更不贵。我后来回到家乡教当地中学，亲眼见到好多孩子因为交不起相当于我一个月工资的学费，不得不退学，让我感叹自己赶上了好年头。更不用说前不久我回家，看到农村小学已经风流云散，只剩下断壁残垣，孩子们上学都要重走立国前的路，一路泥泞，蜿蜒坎坷，让人不胜感叹嘘唏。前不久我回了一趟家乡，亲眼见到了农村的凋敝，当真是触目惊心，青壮年劳动力基本外出打工，或者举家外迁，土地荒芜，老屋破败，蓑草斜阳，这才觉得改革开放对于农村社会基层的无情剥夺，使我们这些农村人失去了故乡，变成了无根的游魂，同时也庆幸自己曾拥有一个完整的故乡，那时民间所有的基层组织健全，也没有什么人迁徙，还保留了较多的传统，经常举行相关活动，节日气氛浓郁，衣冠简朴古风存，关于农村的完整原始记忆成了永恒的精神财富，这一点都不是我刻意美化的乌托邦。我总感觉现在的打工者，农村回不去也不愿回，城里也没法融入，所有的记忆都是破碎的，成为游走在城乡之间的离魂，无所皈依。

有一点也许值得一提，当年有很多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农村，其实不管对他们本人还是对农村，都是一件幸事。农村保留的古风还是比较多，每年也就那么几天政治高度敏感期，其他时候大家都忙着农活，阶级斗争的弦并没有时刻紧绷着，以农民朴实的眼光，生存，吃饱肚子比什么主义都来得重要，村里有人拿伟人画像引灶火，也没被打成什么现行反革命。尽管外面革命口号汹汹，但在农村，大家骨子里还是非常敬重知识和文化人，由于他们有较高的文化，所以他们基本没有受到什么批斗，也没有从事什么繁重的体力活，一般都安排在乡里教书，而农村人信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让孩子上学绝不是要他们闹什么狗屁革命，把教室当成阶级斗争的阵地，把老师当作现成的阶级敌人，这个几乎从未发生过，老师们都能心情愉快地工作，这也极大提高了当地教学水平。我的老师中就有后来重返省城的大右派，闭塞落后的农村也有幸沾上他们的文化气息，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一个老师的确会影响一个孩子的梦想，特别是在一个孩子爱做梦的年龄，这是我后来的人生体验。我后来在家乡呆过六年，知道现在是什么人在当地教书，基本上进校门是老师，出校门是农民，和本村的学生一起上学，连地方官也声称只要永久牌不要飞鸽牌的，如此之下，农家孩子能够有多大的精神成长空间，将来能够飞出多远，也许真要打上一个问号。

顺便说一说我的宗师吧。孔子，我小的时候叫他孔老二，孔丘（我是后来才知道古人直呼人名是极不礼貌的行为），对这个人最初的印象是来我们农村宣讲批林批孔的城里人带来的几幅丑化他老人家的画，还有后来的小学课本对他的描述，形象猥琐，极端不雅，连自己都说自己是丧家狗，鼓吹我完全不懂的克己复礼，开历史倒车，杀少正卯……铺天盖地的宣传，让我们无法对这个人有一丝好感，以至后来我读师范，老师们告诉我，这个人是我们的祖师爷，怎么我都无法对他表示足够的敬意，哪怕知道他开办私学，有教无类，弟子三千，桃李门墙。没办法，少年时的印象太深刻了，被人洗脑太成功了。直到后来读了很多古书，对《论语》有了足够多的理解后，这个人的形象真正在我的脑海清晰且丰满起来，才慢慢颠覆了少年时的偏见，对他多了好多的同情与亲近。不过，《孔子》的电影我是绝对不看的，生怕破坏了心中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好感，又回过头去印证那一幅失魂落魄的丑态。

说了半天，绝无意于赞美那个时代，事实上那是个无论是物质还是文化都非常贫瘠的时代。网上有人说那时过六一节，必须统一穿着白衬衫蓝长裤，说这话的人一定是城里人，哪里知道农村人生活的艰难，我们大冬天连裤带都是一根麻绳或者布带，皮带，听都没有听说过，至于统一着装，未免太过奢侈了，由于农村人家孩子多，衣服基本上是“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是老三”，我读师范时穿的裤子都是屁股后面有两个大疤的，这是农村通行的样式。至于六一儿童节或者其他节日，我们自然也一样盼望，因为大家基本上都需要放假，回家帮忙干活，做家务。那个时代唯一的音乐大概就是革命现代京戏，歌颂文革的流行歌曲。农村最盛大的节日竟然是看电影，哪怕是看了一遍又一遍，仍然是家家空城；偶尔也有下放来的武汉知青演革命样板戏经典片段，那时真的是我们的节日，比过年还高兴，尤其是我们这些小屁孩，钻后台看他们化妆，听他们哼哼，我喜爱京剧而不是地方的天沔花鼓戏，也缘于此。上世纪末兴起的怀旧革命歌曲，对我这把年纪的人真的有无穷的魔力，买回来后长辈们都意味深长地笑，表情复杂，而后辈们则莫名其妙，只觉得旋律有意思。说到那个时代的文化，应该说基本没书看，只有我们谁都不明白的马恩列斯的著作和一本叫《红旗》的杂志，谁要是有一本黑白小人书（又名连环画），要让我们羡慕好久。现在想来，那个时代整个社会的精神中没有阅读，城里人可能还有未曾隔断的薪火延续，而农村呢，除了祖宗留下的只可以偷着看的少有的几种演义之外，视野中几乎一无所有。《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那个时候都没听说过，我是到了县城读书才读过。我稍懂文化时，家里仍然非常穷，每借到一本书，必以最快的速度扫读，囫囵吞枣，不求甚解，不吃不睡不休甚至不上课，一定要一口气看完，多年以后我仍然保留着这个该死的习惯，所以我对袁枚的“书非借不能读也”这句话印象实在深。当然也不是全没文化，祖宗的遗训还在，在家长的言行中有着中国儒家最为规范最为传统的教育，这无意识中传承的人生准则更为严酷和隐蔽。它保证了我的前十多年顺风顺水，但也导致了后来的无力超越。这一点，是我成年后才慢慢体会到的，并且无法挣脱。因为这个社会后来的30年风起云涌，急剧转型，我们内心人思维模式与价值观念出现了矛盾与倾斜，让我们一度非常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