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斗小民眼里的30年信息剧变
    2可器

    全球在21世纪进入互联网时代。这在西方可能是一场重大的技术革命，就如从骡马时代进入蒸汽机时代。但于大陆而言恐怕没有那么简单，或者说比这个更幸运。
    弗里德里希在《极权主义》中概括“极权主义社会”的六个特征，其中之一是“政府垄断大众传播工具”。据说有西方学者研究得出结论，广播促使苏联帝国至少提前崩溃了15年。这15年是否准确不好说，但印刷术和自由出版促进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改革，这一点无人能否认。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不仅幸运地得到了瓦特的蒸汽机，还得到了马丁.路德的古腾堡印刷机。
    我们的宣传中有个习惯句式：“我国用几十年的时间，取得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花几百年才能取得的成就”。这句振奋人心的话，如果用于描述大陆过去30年的　信息传播现象，的确是非常的精到。
    当然这将是一个宏大的历史课题，而且我们正身置其中，所以要得出什么有深度的结论不太现实，但这不影响我作为升斗小民穿越一下巨变。    

我妈被互联网

    有一天晚上，我和母亲拉家常的时候，说起对同性恋的看法。我妈是坚决不能接受同性恋的，她说那是一种病，一种在基因上就发生变异的病。在这一点上我和我妈有相当大的分歧。我的看法是，同性恋不是病，而是一种权利，不可剥夺理应宽容。
    我知道很多人在价值观上是赞同我的看法的，但实际上，我可能比他们走得更远，因为我不仅在理性上认同，甚至在感性上我也能相当程度地理解。这是源于大约十年前我看了一部同性恋电影《妖形乐与怒》（港式中译名）。这部电影把我看哭了，让我看到了这个人群内心的坚强与柔软、挣扎与分裂。
    所以在同性恋的立场上，我和我妈显然是不可调和的，完全是全社会对这个问题的重大分歧的缩影。过去我们也就此发生过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但这次，当还没展开争论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妈的立场在于那是一种“病”――这是一个医学问题，而不是价值观问题。如果是形而上的价值观分歧或像吕丽萍那样涉及宗教信仰，是没有争论的必要的，各自申明即可；但如果是个医学问题，有没有可能形成共识呢？
    于是我搬出了笔记本电脑。我对我妈说，我们上网搜索一下医学界对同性恋的研究怎么样？我妈是个退休医生，是1960年代医学院毕业的科班生，也许是在我这个外行面前拥有专业上的自信吧，她说那我们就搜一搜吧。
    搜索的结果当然非常吻合我的预谋。我搜出了科学界对这个问题看法的演变历程，搜出了多种研究机构、医生、科学家的相关研究结果和数据，以及多个国际官方或非官方学术组织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我选择那些非个人评论性的学术性的资料读给她听。听完后，她承认原来主流学界已经不视同性恋为“病”了。
    我不知道她是否会改变自己的看法，也许我们在价值观上还会有分歧，但显然，我俩已经就一个关键而重大的分歧达成了共识。对于我妈这位从不触网的退休老太来说，这也可能是互联网对她最大的一次影响。
    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而是一件神奇的事情。互联网这个奇妙的信息平台，到底在怎样影响着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思想，并且重构着社会的共识或放大着社会的分歧呢？    

亲历的大传言

    2011年7月份的动车事故，让新浪微博上的“＠辟谣联盟”名誉扫地，因为他们打着辟谣的名义胡说八道、扭曲真相，被网民们逮个正着。其实，网络上真相与谣言、骗局与揭秘的互搏不仅年年有、月月有，而且日日有。2007年的“华南虎事件”和2011年的“郭美美与红十字会事件”大概算是动静最大的两个。
    互联网确实有能力把一个原本很小的事放得很大，但在前信息时代，却也可能产生惊人的谣言传播。比如元末明初的知名学者叶子奇，就在他的《草木子》一书里，描述了14世纪中期元朝末年的几个全国的大谣言。而朱元璋开国，也巧妙地利用了“弥勒降生，明王下世”的明教大传言。想想在骡马时代，能在全国弥漫一种传言，真是一大奇观。
    古代的不说，说说我记忆中的前互联网时代的传言。
    1979年和1984年，中国和越南进行过两场比较大的战争。和这60多年来进行的所有战争一样，官方至今没有公布这两场战争正式的战损公报。但奇妙的是，从1980年代初，民间就对1979年那一仗流传一种说法：越南阵亡三万，中国阵亡两万。在信息管道极其闭塞、官方媒体整齐划一的30年前，不知道这消息是从怎么传播开的。而且据今天网络上的军迷网民分析，这组数据还相当靠谱。
    一个合理的分析是，民间有人收听“美国之音”这样的“敌台”，这确实能解释得通，但还有解释不通的现象。比如1980年代初，从我父亲带回家的传言里，有一种说法是，中苏关系一触即发的1970年代初，曾有一支苏军从西北方侵入中国。而大陆为了避免引发大规模的战争，就以核试验为名在西北某处放了一颗原子弹。这颗原子弹不仅把苏军消灭了，还让苏修有苦说不出，我国政治军事双丰收云云。
    这种完全不靠谱的谣言，就显然不大可能来自“敌台”了。甚至在互联网时代，我还在凯迪论坛多次见到过网友发布这条旧消息。可见它当年的传播范围有多广，包括当时我家所在的四川一个中等城市的郊区。
    1992年生活在四川的人，可能会记得一件风糜全省的传言。那年春天，人们通过口耳相传这种极其原始的方式，相互告诫“不能吃猪肉”。这条消息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地扩散开去，引发人们的恐慌。在整个成都地区，我见到的所有人都天天吃素。不久后我们去位于川北的南充实习，发现那里也是人人吃素，街上的饭馆门可罗雀。后来我们终于找到一家牛肉馆，多日不沾晕腥的同学们席卷了满桌子的菜，连女生都忘了斯文。
    这场传言大概持续了一两个月，官方自始至终也没给个说法，跟没事一样。生活最后在将信将疑中逐渐恢复正常。也许是保密工作做得太好了，也许是人民的健忘症太沉重了，今天在网上也搜索不到有关此事的蛛丝马迹。将来如果有一天官方密档被公布，我一定要查询一下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者没发生什么。
    把这件事拿来和今天相比，有两方面比较有意思。一能说明食品安全问题远非今日之弊，二十年前其实就发生过大规模的食品安全事件。只是当年停留在流言状态，没有机会借助媒体和互联网形成舆论风暴；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当时的人们，无论是亲友还是大学校园里，似乎没有人愤怒于食品安全问题，更没人愤怒于真相被蒙蔽、知情权被剥夺，对于政府的不吭不响不作为，所有人都表现得相当淡定，连私下的牢骚都没几句，就像发生了一场不夺命的自然灾害一样。对比一下今日类似于7.23动车事故中的舆论汹涌，你会感到20年来，这个社会价值观的演变，其实是很大的。    

1980年代，官民和谐的民族主义年代

    印象里1980年代的民间价值观，并没有今天这么大分歧。准确地说，那时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立场，无非是官方意识形态的民间翻版。从这一点上看，官民之间倒是非常和谐，甚至互相抬轿。
    比较代表性的事件，大概算1986－1987年长漂和黄漂。几个美国极限运动爱好者想来中国完成长江黄河首漂，一不小心刺激得中国人青筋暴起，拼着老命要与美国人抢个第一。后来有媒体采访这几个美国佬，他们纳闷地说，如果有中国人去漂密西西比河或任何一条美国河流，没有美国人会觉得不妥。不要说美国人想不明白，作为中国人今天回想起来，也觉得十分荒唐。
    但这不妨碍当时整个大陆对此事的追捧。官方大约是为了通过爱国主义提高凝聚力，弥补意识形态领域日益亏欠的影响力，可着劲鼓吹长漂黄漂勇士的壮举；民间呢，按照当年风行电视片《河殇》的解读，是 “再也输不起的中国人”。
    1980年代的大陆人的心态，《河殇》大概解读得不错。那时大约全民都有一种倒霉蛋心理，因为历经了数十年的瞎折腾，猛一开国门，发现自己在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大家庭里，其实连根葱都算不上。所以一旦出现个跳高的世界冠军朱健华，或者六连冠的中国女排，立马成为大陆人臆想崛起的活图腾。
    然而吊诡的是，事后有媒体报道，我们那朝野一起哄抬出来的长漂黄漂英雄，他们生前筹备漂流的过程中，曾经为了办一个手续，跑了无数次衙门盖了四五十个章――你能想像英雄们面对官僚时的那份恭顺的苟且相吗？然而当他们转过身面对臆想出来的西洋大力士时，立马就生出了霍元甲一般的气节来。今天如果有几个洋人来爮山过河，可能没有人再上火了，但以蝼蚁之人权捍卫国家之主权的民族主义气概，依然普遍着呢。
    最惹民族情绪的书当属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这本创意抄袭作品在大陆受到了与海外非常不同的待遇。据当年的报道，《丑陋的美国人》被美国国务院要求每个外交官都得来一本，《丑陋的日本人》就不被日本人待见来了，到了中国，很多人则表示愤怒。
    相似的愤怒也发生在张艺谋的《红高粱》上，这部在国际荣誉方面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电影，被一些民族自豪感很强、民族自尊心却很脆弱的人指责为“用中国人愚昧落后的一面讨好外国人”。这个立场代表了相当多的大陆人的心态，我记得这部片子上映两三年以后的1991年，某一天晚上围绕这个话题，我和大学室友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我清晰地记得当时参战的五六个人里，只有我一个人力挺此片，我的观点是片子足够真实，所以应该面对，面子没意义。同学们的观点是，真实归真实，不应该拿出去给外国人看，有伤中国人形象。从那时起，我就没有民族主义胚子，虽然我的思想远没有成熟。
    现在回想起来，1980年代大概可算全民民族主义狂热的时代，与今日相比厉害得多。从2005年的反日、2008年的反法时的舆论表现看，今天的大陆不再是一种声音，媒体和网络上反对民族主义的立场已经非常强大。为什么现在民族主义被认为是一个问题而20多年前没人这样想呢？或许因为我们如今有了发现问题的能力罢。    

那三四年，撒播了可贵的种子

    要说什么会造成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多元和演变，当然不能忽视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化等重大影响，但这些宏大因素的具体作用并不容易被个人感受到。我个人最直接的感受，是各种信息的多元化，直接带来了社会观念的改变。
    1986－1988年可谓近三十年中国少有的相对出版自由的时期――后来有人称这段时间为“新启蒙时期”。我当时才十三四岁，没有那么独到的眼力能看出那几年有何特别之处，当然也没有人告诉我，但我受到的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
    我家所在县城的街头书摊上，摆满了各种热衷于“揭密”或“内幕报道”的书报杂志。我至今能想起来的书名包括《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夕阳西下：晚年毛泽东》、描写朝鲜战争的《黑雪》系列。所有这些书籍都混杂在粗糙的、以手绘体丰乳肥臀为封面的黄色杂志中。其实这些书籍都是些二流写手，把官化史料以更民间的手法改写出来，挂着解密之名来满足人们的政治窥探欲。但我认为这类粗糙读物并不是毫无价值的，至少虚妄的神秘和神圣开始被解构，至少我这个正在发蒙的少年，知道姓毛的不是神。而且我深信，从这类层出不穷的书的畅销上可以推论一大批人受到过影响。这大概算是那一波新闻出版业改革的成果之一。
    那会儿当然不仅仅是这类劣等读物，也有一批非常棒的出版物。延续至今的大陆第一号时政大报《南方周末》就诞生在那个时期。而我读过并能够回忆起来的要首推那套著名的《走向未来》丛书。这套丛书的编委成员，后来大多数都逃到海外了――抱歉我无法把他们名列于此，虽然这些名字已在我心里被记忆了二十多年――至今依然光鲜的，大概只有厉以宁了。
    当年我从书报摊上淘的该套丛书包括：《走向现代国家之路》、《以权力制约权力》、《富饶的贫困》、《永恒的金带》、《波兰危机》。此外还有严家其的《中国文革十年史》、《首脑论》，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译著《毛泽东的中国和后毛泽东的中国》，苏晓康的《河殇》和《1959：庐山会议》，这些书至今依然珍藏在我的书橱里。
    报告文学是那个年代影响力巨大的文体，苏晓康有关教育的《神圣忧思录》算是其中代表作；我在高二教室里看完了另一部代表作《黑话》，至今记得文中借民谣挖苦“清除精神污染”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清污”、“社精”，当时看这段时眼泪都笑出来了。
    我被启蒙离不开这些书。进入1990年代后，虽然我还无法透彻地觉悟到那几年的异样，但当我选择文史哲读本时，却习惯翻翻出版的年份，就像喜欢酌几杯葡萄酒的人，你一定也会在意它的年份。    

蛇有蛇径，鼠有鼠道

    说起来启蒙，我主要是通过阅读完成的。但以我“资深网民”的经验，我估计思想发生过转轨的人占有更大的比例，所以网上有个说法：“年轻的时候，谁没有左过？”
    转变的方式，有一种是“突变”，缘于某些不寻常的事件，像地震一样震塌了原有的认知大厦。我举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
    我有个要好的上海网友，他本人不是突变的。他在文革年代就读西方历史，思想自然就很“反动”。有一次出言不慎，评价发动文革有如古罗马昏君尼禄火烧罗马城取乐，被人告发后1969年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入狱7年，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获释，然后又被送进劳改营4年。前几年他在网上发表蹲监回忆，描述1971年的林彪事件后，当号子的广播播出这条新闻时，无异于引爆了一颗重磅炸弹，很多人的狂热和迷信瞬间被炸成了碎片，开始思考某些大逆不道的问题。
    另一位朋友的猛醒则缘于1976年四五运动时看天安门诗抄，那些民间独立的、异质的思想借助诗歌震醒了不少人。还有个朋友是因为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后，官方的一系列反应让他觉得民众被利用了。
    当然更多的人是通过互联网接触到多元的信息和思想。据我个人的观察，在过去5年里，中文互联网世界每个月都会发生至少一起震动全国的舆论风暴，有时候是一个套一个让人眼花潦乱。比如最近的“郭美美与中国红十字会”事件和“723动车事件”。两个爆炸性的事件一波未平二波又起，以至有网友开玩笑说，如果从谁受益嫌疑谁的角度看，动车事故很可能是红会干的，因为他们终于可以从焦头烂额的舆论谴责中喘一口气了。
    其实，象这两个事件这样舆论立场惊人一致的情况，并不占多数。更多的情况是网民们围绕一个爆炸性话题进行口水战，这几年发生过的论争包括同性恋、动物权利保护、死刑存废、三峡、主权与人权等问题。我认为这种口水战意义重大，不同的观点和思想可以进行充分的碰撞，它的多元形态本身就具有无比重大的意义。

价值立场急速演变

    如果我们回看1980年代，这种景象似乎并不多见。文艺作品是价值观的最佳载体，我举几个印象中的80年代的文艺现象和我观察到的亲友们的观念立场――包括对老爸在饭桌上的时事开讲的感受，以及1986年以后俺自己看报的感受。
    1980年代有一批万人空巷的影视和广播节目。抛开那些纯娱乐的不谈，我认为比较能反应当时社会价值观念的有《霍元甲》《少林寺》《自古英雄出少年》等影视作品，以及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杨家将》。
    产自香港的《霍元甲》代表着一种民族意识，带着浓厚的救亡情结，可以看作晚清以来中国人受辱挨打意识的当代延续。当时国门初开，大陆人开眼看世界后，对世界与大陆的认识有一种内在紧张。
    一方面我们发现关门闹革命三十年后，革命成果实在有限，我们原来依然很落后，民族复兴还是梦。和今日大家自信满满的崛起感相比，大陆人在自我认识上还有一份虚心。比如在消费上，大爱都承认外国的东西就是好，尤其是日本的电器；在出版物上，公开讨论着大陆会不会被开除“球籍”的问题，经常把西方和四小龙作为对比，如果感慨人家如何如何好，会貌似挺有见识，并不担心受到爱国人士的质疑。
    但是另一方面，千年老大帝国的心态依旧顽固。像我这辈八十年代上中小学的人，学校提供的标准的历史教育是“我国早于西方＊＊年，就发明了＊＊”，所以同学们普遍有一种中国是世界文明源头的潜意识，充满地大物博、文明古老的优越感。同时我们也被告之，西方道德和生活方式是堕落的代名词。1985年有一天，我的班主任兼政治课老师就在课堂上告诉大家，中国虽然物质上落后，但人民的觉悟远远高于外国。
    《霍元甲》的热门除了它空前好看的武打元素外，我认为也源于上述这些意识形态背景。它相当程度上既迎合了“奇技淫巧输于西方，而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晚清心态，又刺激了民族崛起、国家复兴的救亡情绪。我们那些一起玩耍的孩子们，最津津乐道的就是霍大侠以中国武术打败了俄国大力士，不仅大大地为中国人长志气，而且也据此非常愿意相信，洋人如果放下洋枪洋炮，其实完全不是我国对手。我没有机会与大人们交流看法，但我不相信孩子们的这些看法会不受成人社会的影响。
    《少林寺》与《自古英雄出少年》没有什么家国情怀，属于快意恩仇型。标准的套路是坏人杀了爹－逃亡－练武－报杀父之仇。那几年这类电影非常多，很多电影至今能记住一些镜头但想不起来名字了。
    这种电影的人物脸谱非黑即白、非忠即奸、非友即敌、非善即恶，要不然高大全，要不然假丑恶，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二元思维，代表了人们观察世界的方式；电影渲染有仇必报、决不妥协、毫不宽容、彻底清算的“阶级斗争”式行为取向，代表了人们的是非观念。
    刘兰芳评书《杨家将》、《岳飞传》每天中午12：30和下午6：30播出，时间一到，万人空巷。这两部根据古书改编的评书，按官方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标准，去掉了“封建迷信糟粕”，大力弘扬“精忠报国”。现在想想这两段书，可算是打着“报国”的幌子，彻头彻尾地传输忠君思想和臣民意识。20世纪80年代的大陆人民的忠君观与数百年前的古人相似。
    但变化相当快。过了十几年到1990年代末，这种观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1998年《还珠格格》火爆的时候，很多专栏作者在媒体上批评电视剧把乾隆爷简单地描画成英明的君主和宽容的父亲，而忘记了康亁时期大兴的文字狱。当时正处于巅峰状态的《南方周末》在头版发表过一篇评论《你是“疯儿”我是“傻”》（与电视剧主题歌词“你是风儿我是沙”谐音），尖锐地批评它的反智倾向。如果没记错的话，这篇评论的作者，应该是鄢烈山先生。
    四年后的2002年，张艺谋的电影《英雄》上演，这部赚钱的商业大片在人文口碑上却亏得一蹋糊涂。电影把暴秦的吞并战争定性为救民于水火的必需路径，把暴君描画成义释刺客的性情男，霸道一转眼就被老张洗白成了王道，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要知道了还不得气得在地下翻个身？张艺谋这个是非不清的舔菊立场招致了评论家们激烈的批评。
    再后来以《康熙大帝》《雍正王朝》为代表的清官辫子戏在收获高收视率商业回报的同时，也受到了知识界同样的批评。《雍》剧里有一句台词证明雍正是个好皇上，因为他上台时国库存银700余万两，驾崩时存3500余万两。有批评家指责这是唯GDP论，完全忽视了雍正朝空前的文字狱――一方借古颂今，一方借古讽今，针锋相对。    

信息传递彻底颠倒过来了

    我整体的感受是，1980年代基本上是个启蒙的时代；到了1990年全国性犬儒，一声不吭、万马齐喑；进入21世纪后，再次进入启蒙时期。此番借助互联网的空前勃兴，隐蔽的信息、多元的思想从民间迸发出来，有雷霆万钧之势，不仅一步一步拱着言论禁忌的边界，而且空前绝后地将“官府－媒体－民众”这个传统的信息流向完全颠倒了过来。
    在互联网时代以前，大陆基本是个精英导向的社会。精英不仅垄断所处领域的话语权，而且一旦出了名，还被民众抬举为道德范儿，你不愿意都不行。我记得八十年代后半期出现名演员做广告挣钱，引得舆论激烈争论名人应不应该做广告。很多人认为名人就应该是全社会道德楷模，大把挣钱有损高风亮节。这种偶像观着实古怪，我视之为政治社会的全能型领袖崇拜和世俗社会的明星崇拜之间的过渡状态，是人民不够成熟、不够独立，内心里需要导师的一种状态。
    现在搞反了，专家成了“砖家”，教授成了“叫兽”，一切与精英沾边的词汇都带有负面体验，成了网民们最爱嘲弄的话题。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源于专家教授们太不争气，经常信口开河毁了名声。这是一个原因，但肯定不是最大原因。因为要说专家的胡说八道水平，当属前三十年最高。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我们敬爱的钱学森大科学家不是就论证过亩产万斤是可行的吗？失败的三门峡水库，不也是专家们论证出来的吗？一直到1990年代中期，我们的专家们还热衷于为各式各样的气功大师和半仙老道站台。为什么偏偏在互联网时代，精英们从神龛跌进了夜壶呢？
    我认为，信息丰富了，真相不易被轻易遮蔽；思想多元了，不只吹捧还有质疑；公民觉醒了，不甘仰视不再傻冒，这才是最主要的原因。促成这一切的最主要的原因，无疑是互联网。    

什么变了，什么没变？

互联网虽伟大，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上网，那些无缘触网的人又怎样？我没有机会广泛调查，还是说说我身边的情况。
    我老爸是1960年代大学生，数十年如一日关心时事，如今退休了，还保留了天天看新闻的习惯，当然是看电视，而且据我妈说，主要是看CCTV，我相信他这辈子是不可能成为网民的。我爹参加工作时正是文革，作为长期不受待见的臭老九之一员，思想觉悟一贯不高，是发牢骚相当多的人，思想立场从来不是紧跟政府型的。但这两年我回家省亲，相当意外地发现他的时事立场已经相当CCTV化，挺三峡挺高铁，反美反日反阴谋。除了数十年如一日谴责文革、抽象地痛骂贪官污吏外，在所有的重大问题上，都以CCTV告诉他的理由，坚定地支持政府立场。
    有个与我同龄的大学老师，也是思想觉悟从来不高，而且是彻底的不高，在我看来在重大问题上他是从来坚定不含糊的。我们有好几年没有过交流，去年我见到他时闲聊，他冒出一句文革还是有道理的。这句话震惊得我半晌没合上嘴。我当然知道社会上有非常多的人这样想，但我完全不可能想到这种话会从他嘴时说出来，他怎么会持有这种立场呢？
    他的回答是，文革虽然有各种不好，但起码老百姓能把贪官抓出来镇压了。
    那天我们没有去深谈这个问题。我猜测，是因为他对反贪现状彻底失望了吗？是在他所知道的人类反贪工具箱里找不到别的工具了吗？以至于像很多人一样，想挽起袖子对切齿痛恨的贪官动私刑？我没有机会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然而我能感觉到的是，在这个互联网催化的变局时代，似乎一切元素都在分化、重组、回归、裂变，这些元素，哪些在变或不变，哪些在暗变，它们在做无序的布朗运动吗？抑或指向一个浩荡的趋势？

稿件刊发于《白纸黑字》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