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奴性”的思考
今天又听了一次《变色龙》。所谓经典,就是常读常新,总会有一些新的理解和发现。感谢今天上课的杨婷婷老师,科班出身的就是不一样,她关注到的细节,教学的细微处真的让我眼前一亮,或者说心头一震,原来还有这么多这么深的东西我以前忽略了!
以前听文老师上这一课,对他设计的问题印象非常深刻,“假如你就是一名警官,而那条咬人的狗忽然张嘴说了一句我爸是李刚,你会怎样做?”我以为他设计的这个问题会成为经典,但听了杨老师的课,我忽然有了一个新的问题:“假如警官奥楚蔑洛夫和受害者赫留金换了一个角色,或者是其他人是当事警官,你觉得情形会有怎样的变化?”在杨老师“细节之法律”“细节之围观者”的启发下,我相信听了这一课的老师都会说,换谁都一样,我们谁都是奥楚蔑洛夫。赫留金同样以弟弟是宪兵自豪,并暗含威胁;围观者都不觉得警官的处理有什么不妥,嘲笑赫留金活该倒霉……对,我们谁都是那个可鄙的小丑,谁也没有资格来笑话他!在这里,真相如何其实并不重要,是非曲直,全在于谁拥有更大的权力!听课时,我真感到了这样一种浓黑的悲凉:奴性就是这样深入所有人的骨髓,我们都无法逃避。耶稣问得好,你们谁不是有罪的?也许契诃夫的写作本意正在于此吧。
从教多年后,我慢慢认识到了对孩子进行思想改造——不,是引导——的重要,我们不光在教孩子们知识,更在教孩子们生活,教他们认识世界认识社会,从根本上说,就是对孩子们进行思维训练,和文化熏陶。如果大家都能体会到这一点的话,相信大家都会对自己教的内容进行反思,或者说有一种本能的警惕,不能毒害孩子!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我们在“立人”,即教他们成为新的人,成为适应新的时代新的生活的人,具备新文化新视野新思维的人。“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曾经历过的”,先生言犹在耳,我不敢保证我能做到,甚至什么是“新的生活”,先生不清楚,我也未必清楚其中的内涵,但我的确一直在努力思考,如何让孩子们少一些沉重的东西,少一些传统文化的糟粕,比如本文最重要的一个词,奴性。
人并不是生来就是奴隶,人生来并不为人,更多的是自然属性。自然中只有食物链,没有统治与被统治。可以这么说,人生而平等自由。在这一点上,中国也没有什么“特殊国情”。但现在国门大开,足不出户我们也能和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可以更清晰地感受到我们身上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烙印,说得具体一点儿,就是奴性。
说中国人有奴性,相信很多人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都说要解放人让人民翻身做主人,于是我们有了新中国,于是中国人自以为我们没做奴隶了,我们是主人了,于是就没有奴性了。可是事实永远都比想的要残酷,奴性不是你想要就要,不想要就不要,皇帝是没有了,可帝王将相的幽灵却会长久地在这片土地上游荡。传统文化是一种民族思维,文化渗透到人的潜意识认知中,这样的认知影响了我们对事物的判断。皇权思想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奴性思想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直白地说,奴性已经作为传统文化的包含目录,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属性。比如说,生活中我们最怕的人以及最想去讨好的人,一定是自己的领导。
奴性是传统文化的子目录,要让一个人有奴性,只能是有人教他,在他还没有辨别能力的时候就教他接受,这样一个人才能让奴性作为潜意识的标准植入大脑。所以,如果以果推因可以成立的话,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教育就充当这么一个功能,把奴性植入国民头脑,就此也可以毫不保留地给中国的教育定性为奴性教育。当然,这里的“教育”,既可以是广义的,也可以是狭义的。
有个司空见惯却又意味深长的现象就是,小学阶段,我们大多数的孩子不怕自己的父母,但是他们对自己老师的话却奉若圣旨。其实,我们可以先下这样一个结论,我们的孩子从小在学校里面接受的就是一种奴化教育。
首先,听话是奴化的开始。听话,是我们每个人都听过的,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听着这两个字长大的。在中国有一个“潜规则”——听话的孩子就是好孩子。听谁的话,当然是权威的话,在家是父母,在校是老师,在单位是上级,在国家是领袖!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是父母带着孩子走进这个纷繁的世界。一个孩子肯定有不听话的时候,作为父母就会生气就会惩罚孩子,于是在孩子懵懂的时候他就知道一点,听话爸爸妈妈就会奖励,不听话爸爸妈妈就会惩罚。孩子都希望被宠爱,于是,我们从小就进入了这么一个循环,越听话越受宠,至少是阳奉阴违的听话,取悦上级是我们从幼时就开始做的事。因此,中国的教育失败,不是失败在高考,而是从幼儿教育就开始失败,从唯长官意志权威意志开始失败。
初中的孩子是叛逆期,这时候几乎是老师和家长最头痛的,仿佛孩子的叛逆是洪水猛兽一样。其实哪有那么恐怖呢?只是因为“救世主”的权威被挑战了。孩子在叛逆期的时候,恰恰是他成熟认知世界的开端,他突然发现原来老师不是真理,家长不是救世主。他学会了辨别,但是这种辨别能力因为阅历和年龄的局限而显得冲动和幼稚。他们蓦地发现了社会在阳光下其实也是有影子的,曾经的救世主还是人,并且不是圣人更不是神,他们的认知开始了开化,却陷入了迷茫。用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狂人的惊世一问:“从来如此,便对么?”
可惜的是,我们无法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也无法逃离自己的文化土壤,狂人最后也回归正常,做他的“候补”去了。以前读书至此,内心的悲怆感无以言表,这种奴性文化太强大了,几乎让人绝望。当然,如果家长和老师在权威受到挑战时选择以暴制暴,结果就是叛逆期的孩子学会了伪善,投机取巧,甚至真恶。所以,一个强调道德治国的社会道德反而沦丧,底线不断溃败。其实,它们也是奴性的变异表现。
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早就意识到了奴性的可怕可恶,但是却只能让它继续存在下去,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面,一个人如果没有了奴性的话或许就不能生存下去。也还有这样的人,他们的深刻认识在于:一生奋斗的最终目标就是,掌握权力,然后去奴役更多的人!
直到西风东渐,我们才发现,在儒家这种等级森严的伦理文化下,皇权和奴性相生相伴,只有当专制体制彻底没有了,伦理文化彻底沦为了笑柄,才会指望奴性消亡。而在一个权力纵横肆虐、领导看法大于宪法的现实国度里,指望谁有秉公执法的勇气,确实有点强人所难。现在想来,当年孩子们的回答,虽然缺乏正义感,但无疑是现实生存环境的最佳诠释,反倒是我,显得书生气十足了。
作为一个语文老师,我一直很警惕,我教的内容是否在有意无意间强化了学生的这种奴性意识,我是否在歌颂什么帝王将相,在嘲讽阿Q这样的倒霉蛋,或者沉浸在尧舜禹汤这样虚幻的光芒中。比如沸沸扬扬的“庆丰包子”事件,甚至刚刚发生的昆明恐怖袭击事件,我都要引导孩子们分析,这里有没有奴性的幽灵,我们该如何警惕!当然,我会利用一切机会,给孩子们讲人格尊严,权利法制,平等自由,讲公平正义,文明民主,公民意识和责任,讲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听杨老师的课,很佩服年轻老师的敏锐,近乎本能地想到了自己的工作与使命,罗罗嗦嗦写下了这些东西,与诸位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