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迷思

一个外行眼中的历史课

上周，莫崇芳老师上了一节“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的历史课，让我又重温了一回古希腊雅典的民主政治。

首先得承认，听莫老师的课是种享受。在我这个纯外行看来，莫老师采用的大概是案例教学法，通过故事或虚拟情境，将枯燥干瘪的书本内容化为可触摸的鲜活知识，让历史“活”在课堂上。尤其是她简练干脆的教学组织，让人想见平日她活脱脱的女汉子风格，当真言如其人。

以我们当代人的眼光来看，在民主政治这条路上，古希腊人当然只能算是蹒跚学步，幼稚得很，但对先民的这种政治思维，对他们的每一次尝试和探索，现代人无不充满敬畏和感激，对他们的成败得失，我们也是沉吟再三。用莫老师的话来说，古希腊的民主政治是最狭隘也最充实的民主政治，即使历史进化了两千多年，“主权在民，法律至上，内部平等，轮流而治”这些古希腊人的智慧光芒，仍然照耀着当代人的前进之路。

这是一堂内容充实的历史课，甚至于节奏偏快，问题一个接一个，学生的思维有点跟不上，连我这种拜读过顾准先生《古希腊城邦制度》的人都有点够呛，上一个问题刚刚咀嚼出一点味道，下一个更有价值的问题接踵而至，简直有透不过气来的感觉。

具体点说，下面几个问题真把我给难住了。

教学环节中问题情境五，如何面对“白丁有资格，但无能力”的困局，莫老师指出了雅典民主之失在于这种过度的直接民主。对此，我有一点小小的抵触。知名学者俞可平先生早就说过，民主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不包治百病，但民主是人类已知的最不坏的制度。无它，有选举有比较才有鉴别才能分出优劣。直言之，中国历史上的白痴皇帝，或荒淫或嗜血暴君还少了吗？“誓将去汝，适彼乐土”的哀号，“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的苍凉，“时日曷丧，与汝偕亡”的诅咒，都是我们熟知的。有机会而无能力的遗憾，与有能力却永无机会的憋屈，你会选择哪一种？据他的学生柏拉图所述，苏格拉底晚年的沉思，主要是想解决这一难题：是由精英治国，导致权力集中甚至世袭，还是轮流坐庄机会均等，却必须面对决策者可能就是目不识丁的庄稼汉的彻底无语？

教学环节中总结“雅典民主的局限性”，莫老师给出的答案是“政治腐败，社会动荡，并且导致了雅典的衰落和古希腊的灭亡”，我听到后会心一笑。这个话，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太熟悉了，几乎每个朝代的灭亡都离不开这几个词，这一归因本就失于笼统模糊。进而言之，将雅典之亡归因于民主之失，实在有失公允。文明夷灭于野蛮，历史本就不胜枚举；单就军事而言，马其顿并不比波斯更强大，但希腊人众志成城，波斯就大败了，所以雅典之亡，恐怕更多的原因是城邦内讧，雅典与斯巴达之间长达二十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消耗了国力，更消耗了人心，才一蹶不振，与民主哪有半毛钱关系。在我看来，这种直接民主最容易导致的问题就是民粹主义，比如希特勒上台，比如种族清洗与屠杀，比如苏格兰脱离联邦公投等。似乎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过的，精英的一票并不比普通人的一票来得更珍贵更重要，这种理念至上的民主确实让我们有主人翁的荣耀感，也产生了诸如脱欧公投这样的产物。但无数历史证明，真理常常就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他们的声音又常常淹没在乌合之众的喧嚣中，充满无奈与苍凉。乱局与低效，民主政治被人诟病也正在此。

听课时，我一直思考一个问题，说到雅典的民主，无法绕开的就是苏格拉底之死。苏格拉底究竟是死于民主的过错，还是死于民主的缺陷，究竟是死于不宽容的文化，还是死于民主的底线缺失如对言论自由的保护，虽然众说纷纭，没有定论，连中国人都幸灾乐祸地赶来指手画脚，但苏格拉底之死，就是雅典民主之耻，这一点倒是没有异议。不过，我倒是觉得，人类的童年时代，犯再大的错，不也是个孩子可能会犯的错误吗？中国共产党早年犯的错还少还小吗？这是成长必须付出的代价，不至于因此而将孩子一棍子打死吧。

在课堂学案的最后，莫老师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有人认为，雅典是民主政治，比中国古代的专制制度要先进，古代中国也应该实行民主政治。你怎么看？”对此，我是既喜且惊，既赞且恐。

课堂拓展，联系发挥，是中学老师学科专业性的体现，莫老师能作这样有深度的思考，确实让人敬佩。只是对问题本身，我有些不同意见。李建辉老师曾写过一文《语文课的边界》，呼吁我们语文老师重视我们自己的专业性，不要耕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我且“拿来主义”一把，说说历史课的边界。文史哲不分家，但并不等于它们没有自己的边界。以我粗浅的常识，历史课当然重史料佐证，重历史解释，但无论怎么拓展，都不应该将它与政治混同。比如这一课，莫老师以雅典实行民主而早亡、中华文明选择专制而绵延数千年，似乎在暗示什么，实有为专制皇权背书之嫌，变成了政治中的优劣价值判断，这就有点“捞过界”了。单就本课涉及到的知识，可以比较东西方政治道路选择的历史必然。我在听课时就走神了，试着比较了一番。从莫老师提供的历史情境材料，结合我们自身的文化背景，似乎可以归纳出民主政治产生的几大必要条件：繁荣的商业贸易背后的私有财产保护制度，公民的地位与人格尊严，法律至上，开放平等自由的社会氛围。窃以为，这种从材料中发现规律形成个人认识的思维，才是学科专业的，才是有益的。更进一步，相比之下，我们的道路选择三个自信，似乎与农耕文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这种封闭的自然环境有相当大的关联。《诗经·小雅》就赤裸裸地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财产剥夺，人身依附，专制的霸道就已经非常明显了。从文明的源头看，东西方就已经分道扬镳了，更不用说战国纵横，法家天下的历史必然了。以我外行的眼光，历史要成为科学，首先必重解释，重理念与价值观，甚至重历史的现代观照，比如今天我们颇有微辞的社会板结化，流动乏力，所以我们才呼唤民主渴求民主。这才是历史，而不是政治。即使涉及政治，在民主与专制的价值比较上，我们也应该毫不迟疑地选择民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有这个词呢。具体到中国专制历史，我们也应该多些价值批判，而非理解与站队。吴思先生在《血酬定律》里也提到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才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而“关中之固，沃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则只能是专制统治的愚妄与人性的痴顽，是注定要被唾弃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不太赞成钱穆先生的观点，要对本民族的历史保持什么“温情”，相反，我更赞成少讲中国历史，多讲普世价值，这才真正有益于个人的终身发展，有益于社会的点滴进步。呵呵，扯得有点远了。

但，很显然，学案中提出的问题超出了学生的能力，也超出了本课的内容，学生难以驾驭。事有反常必为妖，沉思良久，我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作为历史老师，莫老师不可能不懂这些基本常识，所以课堂教学中她只是玩了一把障眼法，甚至把我们老师都骗了。只是课堂时间太短，她无法亲自揭开这场骗局，完成教学“去弊”的伟大任务，是为憾。用一句还不失时髦的话来说，她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却没有时间下完。思虑至此，我无端地想起《沙家浜》里的著名唱段西皮流水转二黄，“这个女人不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