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拼音：两千年孕育，三百年成长
■陈宝泉
今年是《汉语拼音方案》颁布五十周年。五十年来，汉语拼音在华人世界里大普及，就像空气和水一样，由于太普通了反而容易被忽视。它不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仅仅是小学一年级的学问。汉语拼音的基本功能是识字，推广普通话，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兴起，它的功能也在拓展。随着国家文化事业的发展，它的重要性也应引起人们的重视。汉语拼音的发展其实已经酝酿了两千年，成长了三百年。汉语拼音的发展史是一部中外文化的交流史，凝结着一代代志士仁人的强国之梦。
汉字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基础。据统计，世界上说汉语、用汉字的人口最多。汉字只表意不表音，对于初学者来说不太容易。早在汉代，就有了给汉字标音的直音、反切等方法。直音法即用一个易识的字来标注同音字，比如“蛊，音古”，“靓，音亮”等。但是有的字没有同音字，或是找不到易识的同音字，这种方法就受到很大局限。反切法是用两个字来给一个字表音，即用上字的声母和下字的韵母相拼，如“廉，力前切”，“金，计亲切”等。
直音与反切等方法不适宜没有汉语言基础的人学习汉字，因此最先开始创制字母拼音方案的是西洋人。明末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创建了供西洋人用拉丁字母（罗马字）学汉语的方法，在1605年出版了专著《西字奇迹》。在他之后来华的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在此基础上又创建了用音素给汉字注音的方案，出版了《西儒耳目资》一书，也有人称之为“利金方案”。
清朝末年，海禁大开，欧洲的传教士纷纷涌入中国。“教会罗马字”开始发展起来。创制这些拼音方案的出发点是为了让那些只会说方言，不识汉字的底层民众能够读经，所以这些方案很多都是以方言为发音标准的。比如一种传播广泛的厦门话“语音字”就曾有十多万使用者。后来随着中外交流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西洋人获得了“在京居留”的权利。他们发现，最具代表性、最适于传播的发音是京音官话。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按照这种发音标准创制拼音方案。后来英国驻华使馆秘书威妥玛创建了接近英文的拉丁字汉语拼音方案，在中外人士中广为应用，至今仍可在北大、清华的校徽以及中华牌香烟的烟盒上看到。另外还有一个相近的“邮政式”方案，那是晚清开始创建邮政、电报时，受聘来华的英籍专业人士制定的中国地名译音标准。
中日甲午开战，中方惨败，国人震惊。中国人感到被列强瓜分的危险迫近，人心思变。一批爱国知识分子痛感国力孱弱，立志从启迪民智做起，发誓普及国民教育。但又觉得普及教育的最大障碍是汉字难学难写，于是乎切音字运动兴起。先有宋恕在《六斋卑议》中提出“须造切音字”的主张，并有福建爱国文人卢戆章制定了切音字方案，期间获得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运动人士的支持，后有革命党人王照的双拼制假名式方案(著作为《官话合声字母》)。
卢戆章，福建同安县人，21岁到新加坡半工半读学英语，25岁回到厦门教授英语和厦门话。卢戆章面壁十年，钻研出了第一个中国人自创字母的拼音文字方案，1892年发表了专著《一目了然初阶》。他认为：“窃谓国之富强，基于格致；格致之兴，基于男女老幼皆好学识理；其所以能好学识理，基于切音为字”。切音字可使民众“省费十余载之光阴……专攻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后来卢戆章受到日本假名字母的启发，又设计出汉字笔画式的方案。但因其读音以厦门口音为主,“不足以统一各省之方言”而被清朝学部否定。
王照，河北宁河县人，曾入翰林院供职，并被作为“戊戌党人”遭通缉追捕，逃亡日本。在日期间，他制定了一个假名式汉语拼音方案。他1900年秘密潜回天津，以“芦中穷士”的笔名发表了双拼制假名式方案《官话和声字母》。他认为：“欧美各国，教育大盛……初等教育言文为一，容易普及，实至要之原。”他说他的方案“全是为不识字的人兴出来的”。1903年，王照冒着被“奉旨严拿”的危险，潜入北京设立“官话字母义塾”，由学生王璞出面讲课，而他躲在屏风后面听讲。后来他为了获得合法身份推广这套拼音方案，自首入狱三个月。获释后去保定办了“拼音官话书报社”。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得到许多朝廷大员的支持，如管学大臣张百熙，翰林院编修严修，桐城派古文领袖、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等。后来王照的拼音官话义塾办了二十多处，学生达数万人。
此外，劳乃宣、章太炎、朱文熊、刘孟扬等人也提出了汉字笔画注音字母、拉丁字母等多种拼音方案。
章太炎不赞成拼音文字，但是也承认汉字“太深密”，不好学。于是他参照古汉字篆书字形制订了“纽文（声母）36，韵文（韵母）22”的方案。其中15个字母被后来的《注音字母》采用。
在拉丁字母方面，1906年朱文熊发表了《江苏新字母》方案，它使用26个拉丁字母加上5个倒放的字母，1个横放的字母，没有自创的字母。1908年刘孟扬出版了《中国音标字书》，推出第一个拼写官话的拉丁字母方案。
此外还有蔡锡勇、沈学、力捷三、王炳耀等人创制的速记式切音字方案。
民国初年，汉语拼音方案的创建、推行仍旧是知识界反复争论的焦点。国语以南方口音为准还是以北方口音为准？国语与地方口音之间是什么关系？国语与京音选择谁？用汉字笔画的注音字母还是用拉丁字母？
1912年教育部会议通过了“采用注音字母方案”，制订了“读音统一会章程”，“审定一切字音为法定国音”。翌年，读音统一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就选定注音字母方案发生了激烈争论。代表主要分为偏旁派、符号派和罗马字母派三派，各执己见。教育部职员鲁迅和浙江省代表许寿堂建议采用审音用的“记音字母”，被认同并重新定名为“注音字母”。注音字母表曾镌刻在天安门的西墙上。1919年，东北四洮铁路局开始用注音字母取代四码翻检汉字电报。1920年开始灌注注音字母唱片，注音字母也进入了盲字、哑语、旗语等领域。
五四运动前后新文化运动兴起，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同时，“汉字革命”的口号也提了出来。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一文，提出“废孔学，尤不可不废汉文；欲驱逐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又不可不先废汉文。”陈独秀的答复是，可以废除汉字，但不可以废汉语。“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胡适表示“极赞成”陈独秀的意见。钱玄同后来放弃了用世界语替代汉字的主张，同意用罗马字母拼写汉字。傅斯年反对吴稚晖用世界语替代汉字的主张，提出“汉字绝对应当用拼音字母替代，汉语绝对能用拼音字母表达”。
国语标准音的制定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这里不能不提上个世纪初语文教育界的“京国问题”大辩论。1919年，教育部推行根据读音统一会审定读音编成的《国音字典》。在推行的过程中，国音教员与京音教员发生了激烈争执，有的学校教员之间甚至拳脚相加，惹得校长甚至知县都出来作揖相劝。争论的焦点是官方推行的国音“牵合古今，兼顾南北”，在发音上保留了入声，尖、团音等。比如刘复主张，国语就是“普及的、进步的青蓝官话”。而南京有代表则主张，标准语的定义，应以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话为标准。这一观点在南方得到了强烈反响。于是乎，南方教育界强烈要求“定北京音为国音标准”，而以北京上层知识分子为主的北派却坚持“积三十年之力，‘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注音字母发音标准不能动”。这里面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北京口音在文人雅士眼中地位不高。赵元任认为，“北京话的发展变化较大，声韵调失去了中古音类的许多区别”。赵元任、傅斯年年轻读书时学说京腔，都曾被家里斥道：“干吗学起老妈子话来了？”
然而，这种国音系统毕竟不是一种活的语言，遭到了各地的抵制甚至抗议。1924年，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讨论《国音字典》增修时，“决定以漂亮的北京语音为标准音”。1925年，国语统一筹备会推荐的六人委员会决定修订老国音为“纯以北京话为标准”的新国音。
五四运动后汉字改革的讨论愈加热烈。1923年，《国语月刊》杂志出版了《汉字改革号》特刊，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都发表了长篇文章。钱玄同竭力否定汉字，提出“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认为“汉字的罪恶，如难认、难写、妨碍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这是有新思想的人们都知道的。”黎锦熙提出“词类连写对于汉语拼音文字的重要性”。赵元任则提出了“国语罗马字的草稿”，其中有“限用26个拉丁字母，用字母拼法的变化表示音调，不造新字母，不另加符号”等25条拟国语罗马字的原则。蔡元培也主张采用拉丁字母。
1925年，刘复发起组织了在京音韵学界的学术组织“数人会”，拿出了一套“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28年9月，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正式公布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作为“国语字母第二式”。由于拼写规则繁琐、难学，政府对推行亦不热心，国语罗马字连小学的门也没能迈进去。
在共产党一方，旅苏的中共党人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肖三、刘长胜等人在苏联专家的协助下(当时苏联正在其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文字拉丁化)，创制了适合普通劳动者使用的“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吴玉章在苏联写成了《拉丁化中国字》的草稿，并于1929年发表了《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这一方案俗称“北方话拉丁文”，即“北拉”，得到苏联学术团体的认可，作为海参崴十万华工的扫盲和教育普及工具。“北拉”传回国内后得到上海左派知识分子的推动。鲁迅支持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评论说“只要认识28个字母，学一点拼法和写法，除懒虫和低能儿外就谁都能写得出，看得懂了。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写得快。”1935年，蔡元培、鲁迅、郭沫若等688位文化界人士提出《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大众……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这便是北方话新文字方案。”1938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文章，宣布为拉丁化解禁。在陕甘宁边区，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广泛开展。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将“整理和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确定为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吴玉章等都亲自参与《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海内外人士先后提出了一千多个方案。经过反复认真的研讨，1956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了采用罗马字母拼音方案的草案，修订后国务院审定委员会对草案又作了审定。经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后，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了这一草案。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
从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汉语拼音在国际上逐渐获得地位，并成为国际标准。1977年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认为，“《汉语拼音方案》在语言学上是最完善的，用于中国地名的罗马字拼写是最合适的”，通过了“采用汉语拼音作为中国地名罗马字母拼写的国际标准”的决议。1979年联合国秘书处决定采用汉语拼音作为在各种罗马字母文字中转写中国人名和地名的国际标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把《汉语拼音方案》作为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写的国际标准。
在今天，汉语拼音又成为了计算机、手机汉字输入的主要方法,成为汉语言与当今信息技术的联结纽带。用汉语拼音做中文输入时，使用的是世界通用的拉丁字母键盘。由于汉语拼音的普及程度高，使得信息技术在汉语文化圈里迅速普及，已经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中国教育报》2008年9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