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光裕的被查再次说明，凡是企业规模做大的有野心的有抱负的民营企业家几乎没有不出事的，原因在于，他们发展企业的方式和手段中无不隐藏着违法、非法、行贿、甚至暴力、黑社会等秘密勾当，所以，只要查他，都有问题，没有干净的富豪。
    可以不夸张地说，今日中国每个做大的私人企业家都有着不光彩的勾结官员非法勾当的秘密。相信黄光裕的被查使得不少大商人都有兔死狐悲之感。
    但是，他们是天生如此吗？是不是民营资本天然就有罪？不是的，他们犯罪的基因隐藏在复杂的政治经济结构下面，他们的犯罪是资本扩张的本性在严酷的官僚权力和残酷的经济金融环境下共同造就的狭隘生存空间还企图顽强生长的必然表现。不彻底改革和消除这样的体制和环境，民营企业家的原罪基因就难以排除，中国的经济也不可能健康发展。

1， 权力夹缝里的资本不可能干净
    马克思说，资本一来到人间就沾满了血腥，他指的是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这一点东西方是一样的，只要看看山西那些土砖窑和土煤矿里奴隶一样的工人的惨状就知道了。
    但马克思并不了解，中国式的资本其产生和生存、扩张的环境远比西方复杂得多，它不但在工人和底层劳动者的权利不能得到政府保障的情况下使得受资本奴役和剥削的人的处境远比西方来的残酷和悲惨，而且资本的所有者—民营企业家还受到来自政府官员的欲望和体制的严格限制，资本扩张需要的资源---诸如土地、森林、河流、矿山、资金以及资本扩张需要的政策许可都掌握在官员的手里，没有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企业不能发展。在前者，也就是共同对付企业里的工人或者职工的时候，政府和企业家的立场是一致的，这使得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极其低下，而在后者，政府和企业家的关系就复杂了，由于权利界定的模糊和政策的弹性造成的官员的自由裁量权的膨胀，使得企业家不能不使用各种合法的或者非法的手段去博取官员的支持，这就为资本的原罪埋下了祸根。
    中国的商人自古以来就必须和官府搞好关系，也只有那些善于和精于此道的人才可以做大，从汉代的大商人王君房到清代的富商胡雪岩，都是靠着交通王侯发的财，他们的主要精力不是用在经营企业上，而是用在揣摩上意和勾结官府上。那些能够善始善终的富豪都必须夹着尾巴做人，因为你的财富在某种意义上都是非法的，是属于国家的，一旦得罪了官员或者政府，全部的积蓄就被没收了—从哪里来的回到哪里去了。
    所以，中国的资本家是最危险的，要玩的大，就必须做非法的行贿的交接官员的行为，但你又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交接的官员就在别的事情上出了事，交代出了你，你的罪恶就暴露了。所以，在中国做商人，如果你不满足于小大小闹，想做世界级的企业，想和国家的企业竞争，是很危险的。因为你没有做大作强的合法的渠道和手段，而你在官员私下支持下采取的大胆的方法又是名义上非法的。
    所以，那些有野心的企业家如黄光裕之流的悲剧不是他一个人的命运，而是他所属的那个资本家群体的命运。

2， 牢固的官僚阶层的利益
    我曾经指出过，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在中国是不适用的，而且是恰恰相反的，政治、意识形态、思想等上层建筑在中国对经济社会各个领域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政治权力决定着经济结构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式，而这一理论在实际中的反映就是官僚阶层的无比强大和商人等其他社会阶层的弱小，官僚阶层的利益是最牢固，也最重要的，唯一能够得到合法保护的。
    最早看破这一点的是著名的汉学家魏特夫，在他研究中国历史的名著《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他就敏锐地提出马克思大概高估了资本主义经济对东方的政治权力的改造作用，东方的专制主义体制把那些非官僚的团体和阶层打的粉碎，使得非官僚的和私有的部分极其软弱，而这些非官僚阶层恰恰是欧洲和日本兴起商业和工业社会的前驱。魏特夫还进一步指出，在东方和苏联，生存经济极其软弱，而权力经济极其发达，看看今天的中国，涉及民生的私有的生存经济是不是非常弱小？而那些垄断的国有的权力经济不是最发达的吗？
    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谈到中国的时候也对强大的可怕的政府和可怜的商人感到吃惊，他说那些大商人的日子都不好过，政府有权以公共利益的名义任意处罚过分富有的个人，他们的财产被贬为不义之财，只有官吏和托庇权贵的个人才是例外，但他们的特权从来没有保障。所以，他说在中国，惟有国家和国家机器才能进行财富积累，尽管中国有牢固的市场经济，但国家机器高高在上地监视着一切，它对富的异乎寻常的任何人都持明显的敌对态度。他尖锐地纠正了那些认为中国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人：除了由国家撑腰、监督和控制的特定商人集团外，中国没有资本主义。

3， 官家资本主义没有赢家
    在这样的制度和历史背景下，中国市场经济的前景无疑是悲哀的，吴敬琏先生最近就一再指出，中国还没有市场经济，有的只是权贵经济或者官场经济。
    而所谓的官场经济或者官家资本主义就是政府权力庇护下的经济，这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发展极其迅猛。政府官员处于两种目的会支持私人企业的发展，一是出于政绩的考虑，为了GDP，不惜牺牲民众和环境的代价，招商引资，资本家成了太上皇，尤其是那些地产等能够使得地方GDP快速见效的企业，在非法占地、野蛮拆迁等严重侵犯人民利益方面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全力支持；如果说这样的考虑还带有公共色彩的话，那么，官员主动交接私人企业家的目的还有更加隐秘也更加真实的一面，就是通过给予企业的支持，换取企业的回报，也就是明目张胆的索贿或者受贿。
    看看那些腐败分子，有哪一个不是手握政策制定和执行、土地、建筑、规划、矿产等大权的官员？
    所以，官家资本主义下没有任何一方是赢家，百姓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国家的资源被浪费，环境被破坏，哪些人得到了好处？那些尚未暴露的腐败分子和尚未被抓到把柄的私人企业家，但从长远来看，他们也不是赢家，腐败分子迟早会因为各种原因暴露出来，而与其有勾结的企业家也会被牵连出来，就如同黄光裕的受到商务部受贿官员的揭发。

4， 让政治的归政治，商人的归商人
    既然我们看到了这种政治经济结构不利于中国的发展，就应该改革并彻底清除其土壤。唯一的办法不是继续因循守旧，因循中国历史已经延续几千年的政治轨迹，继续政治与经济之间相互牵扯相互扯台而不是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关系，而是应该果断地进行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使政治的归政治，商人的归商人，政府只做好守夜人的角色，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财产，保护合同的执行，确立法治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把发展经济、配置资源、经营企业的权利还给市场和企业。否则中国的经济难以发展，中国也不可能造就世界级的大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