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是中国人文化心理上的一道花边
中国当代作家笔下只有“小聪明”而没有“大智慧”，此类作家的代表便是被奉为“文化昆仑”的钱钟书。一九八零年，钱钟书被冷落了半个世纪的长篇小说《围城》，被重新发现并重版，一时洛阳纸贵。因为《围城》的语言方式和结构形式与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主流文学如此不一致，让读者们感到新鲜不已。研究钱钟书的学者范旭仑后来回忆说：“其惊艳震撼之力，足以将刚学完的‘现代文学’教科书扫而空之。”此后，陈道明主演的电视连续剧《围城》在央视上演，钱钟书遂从精英的圈子普及至工农大众。依照钱氏之年龄，完全可以算作现代作家；但其作品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则主要是八十年代至今，因此他仍可归入当代作家的行列。我同意小说史家夏志清对《围城》的评价——“《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但最伟大的小说不是靠“有趣”和“经营”便能支撑起来的。《围城》可以说是一部有特点的也有明显的缺陷的小说，但绝不是一部“伟大”的小说。
在“暴得大名”这个意义上，钱钟书属于“大器晚成”者。一个越是缺乏文化滋润的时代，便越是要制造出“文化昆仑”来撑起面子。然而，类似于“最后的大师”的种种美誉，并不足以掩饰钱钟书在为人、为文和为学上的巨大局限及缺陷。与百年来中国所遭受的重重苦难相伴，钱钟书却既没有确定性的人生体验，也没有值得献出生命的价值皈依，更没有“与哀哭者同哀哭，与捆绑者同捆绑”的情感取向。他当然是一个绝顶聪明的文人，但他的聪明仅仅是一种站在一旁油腔滑调地嘲讽在大地上艰辛劳作的同胞的聪明。钱钟书不曾拥有属天的智慧，即那种洞悉事物之善恶真假的智慧。貌似文弱的钱钟书，生存能力却大大优于大多数的同辈。他“难得糊涂”地活了下来，且相当长寿。钱钟书堪称既“苟活于乱世”又“闻达于诸侯”的庄子与诸葛亮的人格模式的交集，是“逍遥游”的哲学的最佳实践者。
钱钟书的记忆能力无疑是超凡的，他精通多种语言，能背诵无数的诗词和文献，能将经史子集随手拈来、头头是道，比起今天电视上外强中干的学术超女超男来判若云泥。但在互联网时代，人的记忆能力连一台普通的家庭电脑都不如。一名优秀学者，当然需要知识的积累，但更需要见识和勇气。钱钟书的学问，大都停留在“资料汇编”的阶段。宗璞在小说《东藏记》中有一段情节影射钱氏之学问：主人公尤教授的原型便是钱钟书，有教授询问《诗品》中“清奇”一章，话还没有说完，尤教授立即将原文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问到一处疑难，他马上举出几家不同的看法，讲述得很清楚。对方又问：“这几家的见解听说过，尤先生怎样看法？”尤教授微怔，说出来仍是清朝一位学者的看法。别人的看法都了如指掌，偏偏就是没有自己的看法。与钱钟书差不多同时代的“一代词宗”夏承焘，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七日的《天风阁学词日记》中就说过：“阅钱钟书《谈艺录》，博闻强记，殊堪爱佩。但疑其书乃积卡片而成，取证稠叠，无优游不迫之致。近人著书每多此病。”这是一针见血之论。
如果说鲁迅在塑造阿Q这一人物的时候，对“非阿Q”式的生活方式有明确的坚守；那么，钱钟书在塑造方鸿渐这一人物的时候，已经不相信世界上还有“非方鸿渐”式的生活方式了。在此意义上，方鸿渐就是钱钟书，钱钟书就是方鸿渐。游戏即存在的本质：没有约，婚姻当然只能是围城。没有爱，他人只能是你的地狱。方鸿渐的那点小聪明，那点泡女孩子时候的贫嘴薄舌，不足以让他维持这段“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婚姻。在《围城》的结尾处，是作者对人性的深刻绝望——“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有了这绝望作底子，此后的生活定可“忍辱负重”，婚姻是如此，社交是如此，政治亦是如此。方鸿渐一再退却，以为自己可以游戏人生，却成了他人手中的玩物。但一个人既然自我贬低到“玩物”的地步，就已经不值得别人对他下手了。一九四九年之后，无论怎样暴虐的政治运动，对钱氏夫妇来说也不过是“洗澡”而已，他们自有化解之道。所以，杨绛的《干校六记》可看作是《围城》之“后传”。
一流的文学应当是被爱和同情心浸润的文学，应当是宣扬自由精神与独立人格的文学。然而，在钱钟书的作品当中，读者找不到爱和同情心、找不到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围城》写于抗战那段最艰难的岁月当中，作者对于那些在硝烟和血泪中挣扎与呻吟的卑微的同胞们没有丝毫的同情之心，他深陷于一场以自我为中心的语言游戏之中，他的幽默之冷，与那个时代火热的氛围格格不入。在那场民族的大苦难面前，他做出一副居高临下、置身事外的超然姿态。事实上，钱氏当时任教于西南联大，由于无法忍受大后方的艰苦生活，恬然返回沦陷区的上海，在那里享受悠游自在地生活了几年，并与一帮汉奸文人打得火热。抗战胜利之后，他因此受到过国民政府的审查，经过友人之疏解，好容易才算过关。钱钟书一生都没有改变此种处世和写作态度，长期研究钱钟书的学者钱定平亦公正地指出：“钱先生聪颖博学，其实却跟老百姓并无切身关系。由于高明人羚羊挂角般的渲染，先生便进入了神话境界。这是中国人文化心理上的一道花边，也成了他们知人阅世的一大局限。”
很多人羡慕钱钟书的清高，这种清高是杨绛精心制造出来的，或者说是由钱、杨两人共同营造出来的。“假清高”的背后，隐藏的是“贱骨头”。钱氏并不是沈从文那样的“老实人”，也不是李慎之那样的“勇敢者”，他清楚地知道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可以说；什么人应当交往，什么人应当保持距离。他拒绝媒体的访问，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高人，但他对掌握着知识分子命运的中央领导，则“敬”而“近”之。他长期与清华老同学、官方意识形态主管胡乔木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尽管胡乔木是一代“左王”，他仍然倾心相交，以之为保护伞。学者傅国涌在《胡乔木表扬钱钟书》一文中指出：“根据杨绛在《我们仨》中披露，一九七七年，钱钟书之所以能住进‘部长楼’，是因为有胡乔木在背后帮忙。对于胡乔木的关照，不仅她们夫妇当时，就是今天杨绛还感念不已，津津乐道。胡、钱之间的私交不说，就是在思想表现方面，八十年代掌握了意识形态大权的胡乔木对钱也是很满意，很赞许。”
方鸿渐的人生是没有底线的，钱钟书的人生也是如此。关于胡乔木对钱钟书的“表扬”，顾骧在《晚年周扬》中披露了一段史料：一九八三年八月十日下午，胡乔木找当时还是共产党员的王若望谈话，讲了一段表扬非共产党员钱钟书的话：“我们是什么时代？钱钟书与夏志清有一个谈话，钱钟书说：尽管我们国家有缺点，但是蒸蒸日上的，前途非常好。你夏志清写了那么多的书，许多事实都未搞清楚。要多看看，少谈话。回到香港、美国不要举行记者招待会。杨绛说，树高千丈，叶落归根。钱钟书夫妇是住干校的。钱钟书的宋诗选被当作废品展览。他在《谈艺录》中称赞宋诗比唐诗强。后来改变了观点，解放后不久，参加了毛选的翻译工作。像他这样‘桃花源’中人，对我们社会能作这样评价，值得我们想一想。”这次谈话“在一定级别的文艺工作者间进行了普遍传达”，顾骧根据的就是当时的传达记录。钱钟书正是以此种自我贬抑、自我矮化的方式，换取了权力阶层对他的好感与信任。
《围城》里面只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小聪明”。那么，什么样的作品才算有“大智慧”呢？同样是以知识分子为主题的小说，同样是写失败的知识分子的小说，美国作家索尔.贝娄的《洪堡的礼物》与《围城》相比便是两重天地。贝娄面对的同样是一个“打不过你我就沉沦，你欺负我我就堕落，用罪恶阿谀罪恶，用绝望撞击绝望”的时代，但他写出了“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贝娄不去赦免总统、议员、诗人、学者、流氓、骗子等人的罪行，而是通过描述这些人物的病态需求，来反衬知识分子赤手空拳的无奈——洪堡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了，他不是英雄，但决不当贱人。贝娄在《随笔——索尔.贝娄评知识分子》一文中写到：“我们无力掌握改变，它太巨大了，太快速了，胆敢尝试的人只会撞得头破血流。但是我们必须尽力去了解对我们有直接影响的改变，这或许也困难，不过我们别无选择。”在《洪堡的礼物》中，有许多如同《围城》般精巧而辛辣的讽刺，但更有人与人之间普遍的宽容、理解和温情，贝娄强调说：“人类必须恢复其想象力，恢复活生生的思想和真正的生活，不再接受那些对灵魂的侮辱。得立即去做。”哪一个中国作家“立即去做”这样的事情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