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导师的教育博客里看到了《民国大师们的课堂趣事》一文，读完引我深思。文中用极简要的文字描述了在那个充满着自由的思想和文风的特定时期，各位大师各有千秋的上课情境和个人魅力。

王国维上课从不迟到早退，上完课就走，风雨无阻。有回，王国维讲《尚书》时，当堂告诉学生：“这个地方我不懂。”可当讲到他研究有素的问题时，他则说：“我的研究成果是无可争议的。”这种有一说一、认真求实的态度很让学生们佩服。

语言学家黄侃在北大任教时，每次授课讲到精彩要紧处，便戛然而止，说道：“这里有个秘密，仅仅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才行。”他平时只管讲课，从来不给学生布置作业。临到期末考试，他不肯看考试卷子，也不打分数。教务处不同意他这种做法，最后，黄侃被逼急了，就给教务处写了一张纸条，“每人80分”。意思是，80分最合适，弄得教务处无可奈何，也就随他去了。

钱玄同每次上课，总先在课堂外等候，钟声一响，立即走上讲坛，用铅笔在点名簿上一“竖”到底，也不细看学生们是否全到齐，就立即开讲，口讲指画，滔滔不绝，而且从不带书本，也从不考试，每学期批定成绩时，他是按点名册的先后，60分、61分……如果学生有40人，最后一个就得100分，40人以上，就重新从60分开始。

“哈佛三杰”之一的吴宓教学极其认真，每堂课必早到教室10分钟，擦好黑板，做好上课的准备，从不缺课，也从不早退。给学生修改文章时，用毛笔蘸红墨水写，字迹工整，涂改一字，必涂四方满格，免被误认。他对女学生百般呵护，在西南联大讲红楼梦研究课时，他见有些女生没有椅子坐站着听，他停止讲课，马上从旁边的教室搬来椅子，等女学生坐好，才开始讲课，足见他的绅士风度。

文史大师刘文典去教室讲课前，先由校役带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他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讲《月赋》时，他选择明月当空的氛围下，摆一圈坐椅，自己坐在中间对着一轮皓月“颂明月之章”，形象生动，令学生们沉醉其中。

金岳霖教授上课时要提问，学生太多不可能都叫得上名字，于是，他就叫道：“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就都有些紧张，又有些兴奋。因为，能够流利地回答出金教授的提问是件很出风头的事。

叶公超教课一上来就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课文，到了一定段落，他便大喝一声：“停！”然后问大家有问题没有，如果没有，就让学生继续读。后来，学生们摸出了规律，谁愿意朗读就坐在前排，否则就往后坐。

西南联大王浩回忆起当年的生活时说：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年资和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当然因为每个人品格和常识不等，相互间会有不快，但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是好的。例如在课堂上，有些学生直言指出教师的错误，而教师因此对这些学生更欣赏。有两次教师发现讲授有严重错误，遂当堂宣布：近几个星期以来，讲得都不对，以后重讲。教师与学生相处，亲如朋友，有时师生一起学习新材料。同学之间的竞争一般也光明正大，不伤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讨论，以增进对所学知识的了解。

梁启超不会讲北京话，变法时光绪本要委以重任，但听不懂粤语，梁启超仅被赐六品顶戴，被分配去承办译书局的事务。名噪一时的宣传家竟遭至这等冷落，皆因语言隔阂。此外，梁的口才也不好，他在清华上课，走上讲台，打开讲义，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简短的开场白：“启超是没有什么学问。”接着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点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谦逊中又带着自负。尽管梁实秋等人对老师不吝赞美之词，“先生讲到紧要处，便成为表演，手舞足蹈，情不自已，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讲到欢乐处，则大笑，声震屋梁；讲到悲伤处，则痛哭，涕泗滂沱。”但设想一下，非广东籍的学生听他的课会是怎样吃力？

其实也有一些大师，拙于讲课。这恰如司马相如，笔头硬，更口吃，据说他自己不能读自己的《子虚赋》，不然：楚…楚…楚使…子…子…虚…虚…虚…虚…，孩子们肯定尿裤子了。

国学大师王国维“拙于言词，尤其不善于讲书”。黄侃先生的学问好，但讲课总跑题，课堂上三分之二的时间骂人，三分之一谈学问，放在今天真要待岗。

梁漱溟讲印度哲学概论、大成唯实论、东西文化等课，见解甚多，却不善言辞，茶壶里的饺子倒不出来时，急得用手触壁或敲头深思。周作人一口浙江口音，上讲台常常手足无措，许久才站定，然后把双手插入棉袍兜里慢慢讲来。冰心晚年曾回忆：“我在燕大末一年，1923年曾上过他的课，他很木讷，不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上课时打开书包，也不看学生，小心地讲他的，不像别的老师，和学生至少对看一眼。”

明清史专家孟森讲课出奇沉闷，从来不向台下看，照本宣读；下课时，讲义合上，转身走去，依然不向台下看。

朱自清一讲课就脸红，说话结巴，不管天气是否炎热，都会流汗，西南联大时期，他专门开设了研究春秋战国时代游说家之辞的“文辞研究”课，选修的只有两个学生。

沈从文在中国公学第一次授课，慕名前来的学生太多，他紧张得一句话都说不出口，讲堂上呆站十分钟后，才径自念起讲稿来。结果，十分钟便“讲”完了原先预备讲一个多小时的内容，然后望着大家又陷入沉默，最后只好在黑板上写道：“今天是我第一次登台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学生因此大笑不已。汪曾祺回忆，沈从文在西南联大讲课时也没多大提高，没有讲义，讲起来毫无系统，多是类似于聊天的即兴漫谈，经常是看了学生的作业就作业讲一些问题。他讲课的声音很低，湘西口音很重，因此有些学生听了一堂课，往往不知所云。

鲁迅上课，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赞扬者称他以见解犀利见长，往往令人豁然开朗。20世纪20年代初他在北大国文系兼课，不少外校学生也慕名前来旁听。但上世纪30年代，也有人攻击鲁迅，说“鲁迅很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并且是南腔北调……”，鲁迅回应：“真的，我不会说绵软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他只反驳了“南腔北调”，不提口吃，也就表示默认了。

钱穆执教小学时，这样教小学生写作文：口中如何说，笔下就如何写。有一天，他把一篇《今天的午饭》抄到黑板上当范文："今天午饭，吃红烧肉，味道很好，可惜咸了些。"通过这篇作文，钱穆告诉学生，说话、作文要有曲折，有回味的余地，就像这篇作文最后一句"可惜咸了些"。

陶行知注重"启发式"教育，一次他到武汉大学演讲，一上台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大公鸡和一把米。他按着鸡头让鸡吃米，鸡死活不吃；后来他松开手，让鸡自己呆在那里，鸡却开始低头吃米。陶行知就此解释道："教育如同喂鸡，强迫是不行的，只有让他发挥主观能动性效果会更好一些。"

大师们的教学方式各有千秋，从中也彰显着各自的性格与教学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