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读被砍去的部分，有一个有趣的发现：这一段中有些描写、感受，在鲁迅其他作品里也曾一再出现。关于戏院里“咚咚//之灾”的描写，很容易使我们联想起《藤野先生》里地板“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伞斗乱”的留学生“学跳舞”的场面。而剧院里“身边的胖绅士”到了《示众》里又变成了“胖大汉”，你看，“（我）用力往外只一挤，觉得背后便已满满的，大约那弹性的胖绅士早在我的空处胖开了他的右半身了”（《社戏》），“他刚刚低头要钻的时候，只听得一声‘什么’，那裤腰以下的屁股向右一歪，空处立刻闭塞，光明也同时不见了”（《示众》），这两段描写何其神似。至于等在戏院外面“昂着头看戏目”、“看散戏之后出来的女人们”的“看客”更是鲁迅许多小说的基本“角色”。这说明，“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在鲁迅的眼里，中国的戏院不过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他对戏院的观察与感受实际上就是对中国社会与中国国民性的认识与发现，因此，由此而引起的忧愤，就是格外深广，心灵的震动，也就格外强烈。于是，我们就可以理解，剧场上的“咚咚//的敲打，红红绿绿的晃荡”（在一般人看来不过是“过分吵闹”而已），对于他竟然成为一个“灾”难，以至于一再地“省悟到”自己“在这里不适于生存了” ’在他的感觉中，这笼罩一切、响彻四方的“咚咚//”之响，“红红绿绿”之晃荡，是一种精神的扩张、霸占，是对个体生命空间的侵犯，对个体精神的挤兑、迫压，这一切都形成了对于个体精神自由以至生存的威胁。这是一个多么敏感的、沉重的心灵，他确实不适合生存于这个世界（现实社会）：戏院长凳过狭、过长，一般人的反应，至多是不舒服、不愉快，而他竟然“联想到私刑拷打的刑具，不由得毛骨悚然的走出了”——这联想，这心理反应，过于奇特，可又是多么深刻。剧场沉闷的演出，即使是鉴赏力极高的观众也至多感到不耐烦，而鲁迅竟至于如此的焦躁、烦乱、不安：“看小旦唱，看花旦唱，看老生唱，看不知什么角色唱，看一大班人乱打，看两二个人互打，从九点多列十点，从十点到十一点，从十一点到十一点半，从十一点半到十二点……”，他甚至有如受刑罚，度日如年的感觉。（而这又是一段多么出色的不着痕迹的心理描写！）在鲁迅的心灵感受中，剧院（以至整个现实社会）就是—个活生生的监狱。因此第一回看戏，他仿佛为梦魇所驱，“毛骨惊然的走出了”；第二回看戏，他就只有“逃走”一法，但这又是怎样的逃出：“机械的拧转身子，用力往外只一挤，觉得背后便已满满的，……我后无回路，自然挤而又挤，终于出了大门”，这每—处描写都几乎含有某种象征的意味。至少在鲁迅的感觉中，这又是一次令人恐怖的生命的挤兑与逃亡，好不容易逃出“大门”。迎头看见的竟又是那些麻木的、愚昧的“看客”，鲁迅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

就是通过这些“看戏”过程中，不同寻常的、极其个性化的感觉与感受：他的被侵犯、挤压，被监禁、拷打感，他的焦躁，沉重，紧张，不安，以至恐惧……，如此真实而又惊心动魄地向我们展现了鲁迅敏感的、被扭曲的、受伤的灵魂。——而且应该承认，这正是我们从鲁迅许多作品中所看到的那个“鲁迅”……

现在，我们可以带着这些小说前半部分留给我们的奇特而沉重的印象来重读我们早已读熟了的课文，我们仿佛有了新的眼光，新的感受与发现……

这是从“剧场”向“野外”的生命空间的转移（在过渡段中，关于中国戏不适于剧场，“若在野外散漫的所在”“也自有他的风致”的议论，颇耐人寻味）。如果在“剧场”里，一切都是“表演”，身临其中的“人”，即使是鲁迅这样的“人”中之杰，也都不免要或主动或被动地扮演某种“角色”（如前所述，鲁迅在小说第一部分里就扮演了与周围一切相对立的“批判者”、“受害者”，以至“斗士”的角色），以至导致自我的形象的某种扭曲（鲁迅在第一部分的无处不在受迫害的敌视的眼光，尽管深刻，却不能不说多少有些变态）。现在回到”野外”，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个普普通通的“迅哥儿”，他不仅不再需要扮演任何“角色”，还摆脱了“秩秩斯干，幽幽南山”之类的束缚（鲁迅在《五猖会》里十分生动地描绘了这种压抑），失去了“读书人”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形成对人的一种压抑），无拘无束表现他的“自然本色”。当我们随着“迅哥儿”和他们的小伙伴一起，乘着那大白鱼似的航船，穿行于豆麦、连山、水气、月色之间，我们就触摸到了一个“轻松”的，“舒展”、自由的灵魂，感受到“弥散在含着豆麦蕴藻之香的夜气里”的心灵的“沉静”与柔和。以这样的心灵去看戏，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感觉与感受，同样是“声音”，此刻听到的横笛声的“宛转，悠扬”；同样是灯光的晃动，即使是“红红绿绿的动”，也因为有了距离，“模糊在远处的月夜中”，而疑心是“画上见过的仙境”，甚至对“咿咿呀呀的唱”，沉闷的表演，尽管扫兴，却也“忍耐的等着”，等不及了，就吁气，打呵欠，以至于溜走，一切都自自然然，随随便便，即所谓随心所欲。归来时的偷食罗汉豆，在充满了情趣的笑谈中，感受着生活的充盈、人际关系的亲密与和谐，与前述“看客”的无聊、冷漠更形成鲜明的对照。当小说结尾，“我”无限深情地写道：“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这时，在鲁迅的心目中，“那夜似的好豆”、“好戏”已经成为某种生命形态、境界的象征：轻松而舒展、自由，沉静而柔和，和谐而充满情趣。这正是鲁迅曾经有过，并且心向往之的。这也是鲁迅心灵世界的一个方面，却往往为人们所忽略。这一面与小说前半部（也是鲁迅许多作品）所展示的紧张而压抑，焦躁而粗糙，被扭曲、受伤的，充满了痛苦的灵魂，同属于鲁迅。鲁迅就存在于这二者的撞击与渗透之中，而又自觉地倾斜于后者，掩饰前一方面——《社戏》却是一次偶尔的袒露，其特殊价值大概也就在于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