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理性体现为使用科学知识和技术手段，通过有效地组织、规划和控制来实现一定的目标。它关注效率、功用和计算，追求行为效果的最大化，而往往忽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而“法无禁止皆可为”这一观点，从字面理解，似乎强调了个人自由与社会法律之间的界限，即只要法律没有明确禁止的行为，个人就可以自由进行。然而，这一观点在实际应用中存在明显的错误和弊端。

法律不仅仅是列出哪些行为是禁止的，更重要的是保护公民的权利、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平正义。法律未明确禁止的行为，可能并不直接等同于其就是合法或合理的。法律的精神往往要求人们遵循更高的道德和社会责任标准。

许多社会行为虽然未被法律明文禁止，但可能违反社会公德、破坏公共秩序或损害他人利益。例如，公共场合大声喧哗、乱扔垃圾等行为，虽非法律直接禁止，但显然不应被鼓励或放任。

法律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但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新技术、新情况的出现可能超出现有法律的覆盖范围，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新行为就自然合法。法律需要不断适应社会发展，而“法无禁止皆可为”则可能成为逃避法律监管的借口。

如果个人或团体以“法无禁止皆可为”为由，从事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如环境污染、不正当竞争等，将对社会造成长远且难以弥补的损害。当个人行为仅受“法无禁止”的约束时，容易引发道德滑坡和社会混乱。人们可能为了个人利益而无视他人权益和社会规范，导致社会信任度下降、冲突频发。

如果法律被视为仅仅是禁止某些行为的工具，而忽视了其引导、教育和保障的功能，那么法律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将大打折扣。人们可能不再尊重法律，而是寻找法律漏洞以逃避责任。在“法无禁止皆可为”的观念下，社会对新问题的应对可能缺乏前瞻性和主动性。法律更新和完善的过程可能受到阻碍，导致法治建设滞后于社会发展需要。

综上所述，“法无禁止皆可为”的观点存在明显的错误和弊端。在法治社会中，个人行为应受到法律、道德和社会责任的共同约束。法律不仅是禁止某些行为的工具，更是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公正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