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每周都有大大小小的电影节在全世界上演，艳压群芳的还是那三个：戛纳电影节、圣丹斯电影节和多伦多电影节。你可以说近两年来，多伦多电影节以其别致的颁奖季已独领风骚——至少就从媒体影响力来看。从《后人》（The Descendants）到《点球成金》（Moneyball），从《乌云背后的幸福线》（Silver Linings Playbook）到《为奴十二年》（12 Years a Slave）再到《地心引力》（Gravity），多伦多电影节在把握大众电影品位上最为准确。

今年的多伦多电影节有趣事发生。没错，它将精心制作，群星云集的冲奥“选手”带入我们的视野，比如：《狐狸猎手》（Foxcatcher）、《玫瑰香水》（Rosewater）和《走出荒野》（Wild）。但这些作品都无法与去年的《为奴十二年》比肩。这些电影是不错，但似乎没有经典到可以拿奖。就冲这一点，你得费些心思去挖掘那些“信达雅”的传记片，每一部都拍得那么怀旧，就想坐了时光机回来一样。

《模仿游戏》（The Imitation Game）就是这么一部片，讲述的是英国数学家阿兰·图灵（Alan Turing）带领团队在二战中破译纳粹德国军事密码的真实故事。图灵是英语，甚至世界深得民心的天才，而他的卓越也都遭遇了苦难的折磨：痛苦地守着自己的同性恋秘密，提防迫害。当镜头慢慢拉近幽暗宏伟的布莱切利园（Bletchley Park），即英国的政府代码及加密学校（the UK’s Government Code and Cypher School）时，有点像在看《经典剧场》（Masterpiece Theatre）版的《曼哈顿计划》（the Manhattan Project）。赚足眼球的还不仅是破译时刻（说实话，没几个人看得懂到底怎么破译的），而是图灵的“怪咖”——既正派又羞怯，一个笑话也憋不出来（也因此很有喜感），却能从学术中获取力量，有着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儿。也因此，在早些时候，他会偷偷给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写信——他也因此做了团队领头——又或者，因为不想成天坐在那儿破译信息，他决定发明一台机器代劳。这台机器，有一天，叫做电脑。

参演图灵团队的还有亲和的马修·古迪（Matthew Goode）和可靠的凯拉·奈特莉（Matthew Goode），他们都把图灵视作反社会典型。康伯巴奇的冷幽默让我们一窥图灵当年是如何在寂寞的压抑下，仅凭拯救生命和赢得战争的欲望而继续工作。他对此的狂热也体现了他高度的人文情怀。

比真正破译出密码更加扣人心弦的，是图灵发现他们必须佯装解密尚未成功。因为一旦他们表现地过于积极，纳粹就会发现这个秘密。因此，图灵设计了一套统计系统，用于计算他们每天可用密码（而不走漏风声），以及所能承受的盟军损失。这是复杂顺序中的真实政治，电影借机想告诉观众：只有像图灵这样拼命死守秘密的人（或许这的确关系到他的生死），才能对秘密的创意如此熟门熟路。在图灵看来，正是自己的“缺陷”使他成为战时英雄。电影传递自由讯息的方式虽为隐蔽，但很奏效。你几乎可以说，电影以代码形式，剑指奥斯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