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陈来先生的《有无之境》，读出第一个层次是他能够从心之本体出发，把心与理、物联系在一起，我读到的第二个层次是他在解释“格物致知”、“知行合一”、“致良知”时把它们彼此联系，统一到一个整体：说出了只要将心打通，则一通百通的道理。在此基础上，陈来先生提到了“境界”和“工夫”如果前面对于概念的把握还有所抽象，这两章的设立就为我实际去实践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切实可行的方法。

 本次读书着重于两个部分内容。第一部分针对我存在的一个疑惑而发；即为什么说“阳明心学所有体系就是一个工夫：致良知”。第二部分就是工夫一章的理论方法对我整个生命境界的打通所给与的启发。

“致良知”是阳明晚年论学的宗旨，到“致良知”学说的提出前，阳明先生提出了“知行合一，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立诚，格其非心”之说，但都不能将他的学说融会贯通起来。有的只是工夫，而未及心体；有的虽论心体，但非工夫。因此阳明心学的集大成是“致良知”。“致良知”也是对朱子学说的一个超越。朱子的“致知”是属于“知识”层面的范畴。阳明所解释的《传习录》徐爱录：“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这个主体的本身即具有良知。

对于“致知”二字的评价，“致知二字是千古圣学之秘，此是孔门正法眼藏，从前儒者多不曾悟到。”陈来先生认为“致良知是阳明新心学的最后归宿，致良知说的提出，表现出他的思想在心学方向上的发展更加成熟，也使得格物及知行合一说都发生了某种微妙的改变，与佛教智慧的结合也更加圆融。”那从陈来先生的观点出发，是否就是说“致良知”的提出打破了儒学发展趋于僵化的问题，为世人进入儒学本身的圆融与发展产生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呢？

这个困惑在读《有无之境》得到了的解除：陈来先生先从王阳明对“致良知”的解释入手，认为“致”与“极”相通，“是指经过一个过程而达到顶点。用于良知，即指扩充良知至其全体”。那么如何推至极呢？陈来先生继续用《传习录》中阳明先生的话来应证：“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无不知敬其兄，只是这个灵能不能为私欲遮蔽，充拓得尽，便完完是他本体”这里区分了良知本体的自然表现和良知全体。自然表现需要这个“充拓”的过程，才能实现从良知本体到良知全体的飞跃。陈来先生在这里又从其反面说明，如果不能充拓到极致，原因就在于人有私欲障碍，蒙蔽了本心。“若良知之发更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需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则意诚。”

知而不行等于无知，阳明先生意识到“知”与“行”是不能够割裂开。“知”的含义并非宋儒的“知识”，“知”应当理解为“良知”。知行本体就是良知。因此知行合一首先不是做给人看的，是真诚的，知和行是天然且同步的，目的是恢复到最初最自然的状态。有所夹杂就是后来的，是有滞碍的，不自然的。因此他主张要回到儒家的本真、天然本来的状态，而不是外在一个有德的要求，要求自己去立一个有德的心。

树立有德之心，依良知而行，这是阳明先生更为强调的一面，阳明自己也认为，只有从这一方面才能与以前的知行合一说衔接起来。那么这里就存在另一个问题，良知究竟是什么？什么是信得及良知？

阳明先生说：“良知之体与鸢飞鱼跃。同一活泼泼地。当思则思，思通则已。如周公思兼三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何尝缠绕？要之自然天则，不着人力安排。”良知呈现出来的模样和天地间鸢飞鱼跃的景象是一样的，都是活泼泼的。可以把良知理解为自然天则，我们依照良知而生活，就会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这样做事非常直接，不假思索。可是我们生活中是不是有需要思索的时候呢？这个“思索”看起来不那么直接，而是有些曲折。这个“思”和“良知”是不是有矛盾呢？阳明先生认为思和良知并不矛盾。周公处理重大的事务时，背后是千万人的生活所系，所以不得不思兼三王，找一个最稳妥的处理方案。周公“思”的动力不是人欲，而是一颗仁心，是不掺杂任何私欲的良知。所以周公思索废寝忘食，他的生命如同鸢飞鱼跃一般宽广。周公的这个“思”是不假思索的，他不用去计较个人的得失荣辱，只是出于一颗仁爱心，废寝忘食去思。这个思就不是人为的思，而是本自自然天则，不着人力安排的思。《论语》说“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就是把依良知而行做到出神入化的境界，所行皆为善，而不需要加以思考。

对良知的解释，涉及到了“私欲障蔽”的概念，“私欲障蔽”的提出极好地将阳明先生的“致良知”正方两面都打通。而现实意义在于，它让人首先由一个明确可行的目标和信念---人性本善，即人人都是平等的，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我们做工夫，需要这个致知的过程，来把良知扩充到极致。那么如何实现这个致知的过程？那就是去除私欲障蔽。新的一层疑惑在我这里又产生了：我们每个人的良知标准是否不同？是否会受到我们经验认识的影响？这个良知是要利他还是要求自己不做亏心事即可？甚至还有许多处于灰色地带的无善无恶之事，比如吃饭穿衣，吃饭是正常生理之需还是为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甚至细化到要不要跟小摊小贩夺几毫钱之利？如果时时在心上求，又是否求的穷尽？另外“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无不知敬其兄”，“爱其亲，敬其长”我更倾向认为是后天教化的结果。因此对于心之本体的体认，我感知并不明确。

 对于刚才的问题和疑惑，陈来先生的在书中提出的解决之道在于“意诚”。人本心之良知以及私欲障碍都是人本性的一部分。“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他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指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它去做，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便是格物的真诀，致知的实功”当我们意念足够诚，善恶自知，处于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状态，恰恰是意不够诚，此时要做的是诚意的工夫。“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此外，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而格物恰恰是诚意的工夫。

意足够诚之时，是良知发见的前提，更深一层，涉及到致良知之至极义，在《传习录》中，阳明先生已经提出致知就是充扩自己发见于日常意识中的良知，使“阻碍”良知的“私意”完全去除，使良知全体得以充塞流行，毫无滞碍。关于“致”的解释，陈来先生以“至”训“致”，这里的“至”是指至乎极。“至”既有极点之意，悠悠向极点运动之意。这里提到“致良知”，我想谈谈我现实生活中的一点体会。

许多时候，我也会厌恶自己，不接受自己的感觉，自责内疚。在当下就非常着急想寻一个出路，想赶紧改变自己。因为过去的我们从小学习传统文化，知道要修身，要向善，但对自己的要求常常过高，而没有看到自身实际的能力，所有太多刻意的安排，所以产生了很多焦虑。事实上这是脱离了自身的修为去要求自己。比如，一个十分邋遢粗鄙的，起居之处一片狼藉的人，他要求自己与人相处时，言语行动都温文尔雅。一旦自己出现粗鄙的言行，都自责不已。所以工夫超过了自身的能力，就是对自己刻意的安排。而这种心态本身就是一种私欲。而这么做，不但对修身帮助不大，而且还会产生许多焦虑，似乎会有“心火”。所以，“致良知”也需要有一个次第，循序渐进，不可急于见到效果。如果我们能把自己的生命安顿在这个“致良知”的道上，不失去这个状态，这就是“致良知”本身了。如果我这么做工夫，就是真实的、不需要提心吊胆地去防范。否则要求自己达到定，静的状态，未免增添了人为的意思。增添了人为的意思，就有私心搀和在里面了。

循序渐进，不可躐等而学，那么如何把握其中的分寸呢？

陈来先生在“致良知”一章中的“致良知之实行义”中提到：“良知不由见闻而有，指良知是天赋的，内在的，先验的，是不依赖于见闻，生而具有的”“工夫”一章中提到“心学”的基本意旨就是求诸于心，心学把一切修养实践归求于心。这个分寸，是无法有一个外在的标准去限定的，只能靠我们内在的感受——得心应手的感受。《庄子》中有庖丁解牛的故事，牛的骨肉之间的缝隙已经非常细微了，但是在庖丁看来，这个缝隙是绰绰有余的。我们初下手做工夫也是绰绰有余的，工夫做得很严密也一样是绰绰有余的。绰绰有余，其实就会有一种和乐的感受。

回顾自己的修身，我发现自己的要求确实过高，我意识到真正好的状态就应该是游刃有余而不是弦绷得很紧的状态。而对于我实际去做启发在于：让能力与认知相匹配，并且有一颗向上向善的心。对当下有更多体认，保持一种和乐从容，慎独也是让自己无论身处何处都能言行一致，能够保持绰绰有余之态。做工夫就是把我们与身俱来的良知发挥出来。这个过程心一定是通畅、打开，是有光明坦荡之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