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崛起的文化基因

姚国华

4、现代文明的信仰基础

基督教，先后在西元5世纪和12世纪综合了希腊文化的理性基因，成功地把一神教信仰转化为全面的理性思维，构成西方现代文明的精神平台。

现代文明的文化基因主要形成于古代希腊，为什么古希腊没有实现工业化呢？一个民族生机与活力的迸发需要某种契机，而且不是无限的。

第一，希腊人在希波战争中打败波斯人后，登上古代文明的顶峰，之后长期缺少挑战，久而久之养成了文明的惰性，无论是在现实生活里，还是精神世界里，都失去了进一步开拓的动力，他们面对太多辉煌而自负，这在苏格拉底时代已经非常明显，终于被更具活力的野蛮民族征服。

第二，希腊人在挑战中靠团结和信任战胜敌人走向强大，但失去共同的敌人之后，各城邦之间的竞争又瓦解了共同的信任基础，失去约束与禁忌，城邦内部的自由演变成任性和散漫，民主反而促成纷争与狂乱。

第三，尽管地中海世界的各大文化圈实现了充分的交流，但范围仍然有限。古代世界的技术手段整体上还未成熟，东方的技术成就还没有影响他们，尤其像四大发明这些革命性的技术手段尚不具备。

其实，就在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完成了希腊文化的深刻总结和系统归纳时，希腊文明已经由成熟走向烂熟。哲学家们自己已经沦落到社会的边缘，苏格拉底引起公愤而被民主地处死，柏拉图甚至把理想寄托在与雅典精神截然相反的斯巴达人身上，亚里斯多德则收了一位蛮族王子做学生，这就是后来的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不过，正是他们把希腊文化的基因细心地清理、阐明，通过他们的著作流传后世。像秋天里成熟的种子，经历了生命的繁荣和凋谢，眠于冷寂的土地，仍顽强生息。

希腊文明复活不是简单的再现，还需要新的文化载体或平台。个人的自由，基于对理性精神的尊尚；社会的民主，基于对共同法则的遵循；文化的创造力，需要对共同价值的认同；思想的想象力，需要逻辑的约束和现实的关怀。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人们内心深处需要一个坚实的信仰、普遍的理性作为平台。这个平台需要由犹太人的一神教演变来提供。

所有宗教信仰，都是一种禁忌，为了约束人的自然欲望的放纵，都是为了“存天理，灭人欲”。而源自犹太教的基督教，先后在西元5世纪和12世纪综合了希腊文化的理性基因，尤其是15世纪的新教，成功地把一神教信仰转化为全面的理性思维，构成西方现代文明的精神平台。

在我们看来，拉生意、做买卖这样的俗事，就是机会主义，就是一锤子下去的事，跟文化扯不上关系；拉扯上的人一定在作秀，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然而，西方现代商业却是真的离不开信仰与理性这一平台。

市场经济是高度社会化的经济。一个村子里生活的人们不需要市场，因为你有的我也可以有，专门的交易就没有必要。市场是大规模的分工协作，越是与远方的陌生人做交易，差异越大，互补越强，利润越多。

可是陌生人之间要合作很难搞得成，无商不奸，熟人之间都常有坑蒙拐骗呢！一定要做，非得经常跑路不可，实地监督查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要提心吊胆，事先做出各种防范；要花费苦心巴结权力，寻求荫护；要经营关系，网络人情，减少冲突。这一切都意味着巨大交易成本，一个社会缺乏基本的文化信任，支付再多的成本，也可能根本无法奏效。

基督教信仰提供了一个普遍的精神平台。人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人们心中有它，陌生人也成了“一家人”，形成有共同文化关怀的市民社会。上帝是永恒的第三者，它不收佣金，更不收贿赂，用人们心中的理性和良知作尺度，监督着所有交易进行；它是最后的仲裁者，以终极价值与归宿引导着现实的行为，人们向往自由平等博爱，害怕地狱之火。

当然，真实的社会永远不是完美的。宗教的作用也不是无限的，宗教的演变过程本身也要消耗社会成本，甚至伴随着残酷的迫害与战争。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也会有虚伪与腐败，其智慧的背后也有偏见和狭隘。

5、现代文明的崛起，离不开大学与教会

有了信仰与理性的支撑，人们才有了不断发现、发明与创造的智慧，这就是现代文明内在的文化基因，是所有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现代文明背后的灵魂所在。

“大国崛起”不久前成了流行中国的话题。为什么现代文明强国会在西方世界一连串地崛起，它们崛起的背后有没有共同的基因呢？

无一例外的是，每一个现代文明的强国，在它们崛起的过程中，都有教会与大学的参与。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大学运动在每一个现代民族立国之前或者之初，都已经全面展开了。因为现代文明由自给自足的小社会走向大规模分工协作的大社会，特别需要人与人之间的文化认同。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让人们把天国的信仰，转化为现实的理性思维，从而构成社会普遍的理性文化，具体表现为科学思维和契约精神。在牛顿的时代，相信自然神论的新教徒中科学家的比例，六倍于天主教徒。而韦伯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精神，也是以清教徒的信仰为典型代表。

理性文化最纯粹的体现是西方大学文化。最早的大学在中世纪意大利由医学和法律学校演变而来，12世纪后半叶法国也有了依托修道院的巴黎大学，随后英国也有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大学可以追溯到13世纪，远在航海时代来临之前，古代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的地圆说就已经成为人们的常识。荷兰莱顿大学是1575年成立的，当时荷兰还刚刚爆发摆脱西班牙统治的独立战争，十多年之后他们建立自己的共和国。在德语地区，布拉格、维也纳、海德堡和科隆于14世纪建立了大学，而普鲁士更于1810年建立了全新的柏林大学，很快成为世界文化与学术中心，获得的科学成就比英法两国的总和还多，这样德国很快实现统一与强大。美国立国之前一个半世纪，北美殖民地的第一批清教徒移民，生怕脱离欧洲大陆的文化传承，也建立了自己的剑桥大学，即哈佛学院。

俄罗斯虽然处在欧洲的边缘，但它的东正教也西方文化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彼得一世的强行改革，使俄罗斯融入欧洲文明的进程。1725年俄罗斯建立的西方式科学院，1755年建立的莫斯科大学，则标志着它以深刻的文化创造力，努力实现国家发展的自我推动。

日本是全球几乎唯一一个本不具有西方文化基因却成功跻身于强国之列的国家，它是以自己特殊的努力，发展出类似于西方文化的基因。譬如说，以天皇信仰代替基督教信仰，以等级秩序和团队精神弥补法治秩序，以神道教对应清教徒式的信念。明治维新之前十年，福泽谕吉于1858年建立了庆应义塾，以他的文明开化论，鼓吹脱亚入欧的文化战略。大批日本社会的精英留学归来，实现了一个脱胎换骨的文化基因改造工程。

犹太人的信仰虽然不是基督教，但两者有同源关系；而且犹太人长期与生活的欧美，文化基因已经高度互通。以色列立国之前二十多年，也建立了希伯莱大学，首任校长就是后来的首任总统。

教堂、大学居西方城市的中心，一个代表人们心中无条件的敬畏，一个代表人们心中至高无上的理性原则。有了信仰与理性的支撑，人们才有了不断发现、发明与创造的智慧，这就是现代文明内在的文化基因，是所有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现代文明背后的灵魂所在。还有无数的博物馆，提醒日常生活里的人们那些东西有永恒的文化价值，它们的源头在哪里。

现代文明的演变不是单纯的文化过程，也不是单纯的经济过程，更不是政治家的文治武功，而是文化、制度、经济三者的协同演进。本文揭示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是要强调人类文明进步的最终依据，基于生命的内在智慧及创造力，而不是有形的经济产品和政治制度的照搬与沿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