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归来”是一个多义的短语，既可以理解为香港回归祖国，如此宏观的主题，也可以理解为从香港回来；我这里首先使用的是这个短语的微观的含义：从香港参观学习回来。当车子开始驶向广州时，我们这次活动的领队陈总便站到导游的那个位子上。她首先很深情让大家分享了自己此行的体会，然后也要我们来谈体会。当她点名要我发言时，我心里首先想到的就是香港导游的素质，其次是可风中学的校园，接着就是“管理”“领导”“服务”这三个概念，最后思考的便是没有讲台的课室，教师的位置在哪里？

从“殖民地”的干净和这里导游的素质，我看到了香港社会的文明，进而想到一个社会的文明与学校教育的关联。今天内地社会确实有很多的不文明，无论是“范跑跑”，还是“郭跳跳”，折射的都是我们社会公民素质的缺失。北大高才生当教师却忘记了教师的职责，这本身就是内地教育的悲哀；“郭跳跳”以道德名义践踏道德的行为，则是内地教育浓烈的意识形态窒息理性思维的结果。对此，任何指责和嘲笑，都未必能显出自己有多高的素质，唯有深刻反省，认真反思学校教育，才可能有好的开始。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面对内地社会的不文明，我常有失职的内疚；社会文明建设，应该从学校做起，公民素质的培养，应从我这个当教师做起。

教师的素质首先就应该体现在对教育工作的热情和责任：有热情，逼仄的现实里，也将拓展出事业发展的广阔空间；有责任，面对各种不足和困难，才会多些自省而少些抱怨。这是我在可风中学那狭窄的校园里短暂逗留所获得深刻的感悟。扪心自问，我们当教师的有多少是出自内心的热爱，又有多少会从现实社会的不美好中产生责任的压力。没有多少思想的自由，就很难形成对职业的热爱；而整天只是疲于应付似地工作，又何来职业责任的自觉。香港同行务实求真，能够立足现实，正视困难，不断进取，在那“弹丸之地”开拓如此令人艳羡的事业，就因为他们对教师这个职业有发自内心的热爱和强烈的责任感。正是有这种对教育事业的执著和使命感，狭窄的物质空间，才可能激发其想象创造的无限空间，才可能在不断想象创造中，拓展了人生价值的疆域，铸造自我生命的辉煌。

一个教育工作者对工作的热情和责任，缘自他对自己工作本身的体认，如果把从事的教育工作仅仅看成是一种谋生的职业，那么他就会首先把自己和学生异化为一种工具。“教育”常常被看成是一种“管理”，就是因为教育对人的作用被理解成它只是一种支配人的权力。即便一个普通教师，我们有时也很快意于学生的“听话”，很乐意享有这种支配别人的权力。我们甚至理直气壮地通过这种“教育管理”的权力，来打造“社会主义”的“砖瓦”“国家机器”的“螺丝钉；我们的“教育管理”就是如此地关注“成才”“成功”，而往往看不见“人”。而从香港的同行那里，我感到先前这样的“教育管理”观念是何等陈旧落后，同时知道了“领导”只是与身边的人互相学习合作做事的责任，“服务”则是学校教育的本质，它是教育工作者神圣的使命，也是教师作为灵魂工程师对世俗功利的一种超越。

没有这种精神的超越，教师就难以摆脱三尺讲台的局限。我们之所以还把持着课室那个讲台，其实正是自己还脱不下那件标志身份的“长衫”；也许我们确实还很缺少“坐着喝酒”的“银子”。应该承认，香港同行有如此的精神超越与其物质基础有关。但我想说的是，我们不能以此作为不道德不高尚的理由；像孔乙己那样，说什么“偷书不为窃”，是什么“读书人的事”，甚至以为“读书”高人一等，老在孩子面前炫耀“回”有四种写法的知识。如此自轻自贱又自高自大的矛盾性格，也许是我们在课室找不到自己恰当位置而只能固守讲台的原因所在吧。其实，作为一个精神产品的生产者，一定意义上说，恰恰因为“无”，我们才获得了许许多多的“有”。当我们舍弃那个仅仅在物理意义上垫高了我们的讲台时，我们也能像香港的同行那样，在学生中间，在课室、学校乃至整个社会的任何地方，找到足以让教师获得自信获得尊重的位置。

行文至此，又想起陈总归途中那不无忧虑的话，她说：我工作的重点就是促使香港的小朋友认同中国；虽然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但大多数香港人还没有中国人的认同感。因此“香港归来”这个短语，在这里，又含有“香港回归祖国”的深刻含义了。然而，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香港人不认同自己的祖国呢？我想，这大概因为，目前的祖国只还在一次次“思想解放”的呼吁中，也就是说，我们可爱的祖国还被有形无形的东西绑架着，教育被绑功利等绑架就是一个明证。富兰克林说：“那里有自由，那里便是我的祖国。”是的，祖国应该和自由紧紧相连。事实上，一百多年来，祖国都是在争取自由的道路上艰难的跋涉，值得庆幸的是，最近30年的改革开放，祖国已经挣脱不少的枷锁铁链。今天当第三次“思想解放”的呐喊响彻神州大地的时候，作为思想工作者的教师，更有理由积极进取努力工作。只要像香港的同行那样求真务实，做好自己，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一个自由民主文明富强的中国必将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祖国恢复了自由之际，就一定是香港完全归来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