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国民、公民

乌有

一位同事读山东省作协官员王兆山《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感慨万千，写了一篇文字《今天我们还缺什么？》；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提问。我的回答是，今天我们最缺的就是“公民”。之所以会产生那样的不惜强奸死人而肉麻拍马的“今古奇闻”，就是因为，具体的“人”被“人民”的抽象了，被“国民”绑架了，而且又常常被自封“先进”的“精英”者“代表”了。即使成了豆腐渣工程下的冤鬼，作协副主席们也可以“代”其冤魂而“表”其忠心——“纵做鬼，也幸福”，还要“看奥运，同欢呼”。为此，我觉得很有必要对“人民、国民、公民”这三个在我们话语系统里使用频率不低的词语，做如下探析梳理。

第一，“人民”在哪里？

查《辞海》（缩印本 1989年版）第343页，对“人民”这个词语有四个解释：①人类；②百姓；③同“敌人”相对，在不同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时期有不同内容；④在哲学上，通常与个别人物或领袖相对，指历史上一定时期内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的阶级和阶层的总和。这四个解释中，前两个多属历史意义，后两个才多属现代意义。按照后两个意义，这个词语既表一般的类别概念，又表特殊的集合概念；也就是说，作为概念，它的外延可以是多个，又可以是只有一个。因此，这就为那些使用“人民”这个概念的“精英”者对具体的“人”进行有意无意地作弄提供了方便。

动辄就“代表”人民的“精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叫得震天响，可是你千万当真不得。不信，去找这样的“精英”办事，尽管他们历来自称是“人民的公仆”，可是你这“主人”要遭到“仆人”冷漠甚至刁难，几乎就是必然的。如果你还不知趣，指着高挂墙壁上“为人民服务”的横幅反诘他们，那么，你一定会得到他们的不屑和讥讽：你就是人民吗？是啊，谁敢说自己是“人民”呢？邓小平够伟大了，也只能说“我是人民的儿子”； “人民”在这里只是个集合概念。可是当他们喊着“人民教育人民办”之类口号，要你重复交费履行义务时，“人民”又成了一般概念；你想不做“人民”也不成，这时候，即便你强调自己只是一介没有身份的“匹夫”，但也很难幸免“天下兴亡”之“责任”了。多少掠夺盘剥你我的勾当，就是这样借着“人民”的旗号得以横行肆虐的。

“人民”这个概念，在现实中如此模糊的内涵，让你感到自己既在“人民”之内，又好像不在其中。因此，面对那些公然损害人民利益的事，你会因为自己与“人民”无关而明哲保身，视而不见，熟视无睹。可这种损害又是那样地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不断挑战你的忍耐性，最后还威胁到你生存，这时，你才强烈地意识到身在“人民”之中。于是，你不得不以“人民”的名义进行抗争。但是到了这种利益尖锐冲突的生死攸关的时候，你想真正获得“人民”的身份，又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人民”这个原本就具有了浓烈的阶级斗争的色彩的概念，它的出现，就是以“敌人”的存在为前提的。“人民”的范畴，将随着“敌人”的范畴的变化而变化；蒋介石先生这个曾经的“人民领袖”，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爆发，又成了“人民公敌”，放逐到必须“打倒”的地方。“人民”和“敌人”两个词语的斗争色彩如此鲜明，而你究竟是不是“人民”，又决不是你自己可以定夺的；能够定夺的，只有那些有权“代表”人民的人。这种“代表”权，就是政权；那么，政权是怎样获得的？毛泽东先生实话实说了——“枪杆子里出政权”。因此，你想做“人民”只有一条路，就是不惜用生命鲜血闹“革命”了。然而，这，似乎又与今天要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时代要求格格不入啊。

看来，“人民”在哪里？很难说清。既然如此，为什么 “人民”这个词语在我们的话语中使用频率还这么高呢？我想，除了反映了我们理性思维孱弱外，很大程度正是“革命”历史的惯性使然。同样反映了这一“革命”惯性的，还有“国民”这个词语。

第二，“国民”又是谁？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第482页的解释，“国民”就是指具有某国国籍的人，《辞海》第863页的解释，把“国民”就等同“公民”，比如在日本。然而，在中国社会使用这个词语，却不这么简单，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它隐含着很强的国家主义的意味；也就是说， “民”在“国”之后，被国家利益所绑架，有了很复杂的“爱国”的情结。

国家主义的盛行，与近现代我们民族国家的苦难历史有关。长期“挨打”被“分割”的痛苦，让我们痛感：没有国家的强盛，就没有百姓的安生。因此，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唱响“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的爱国主义的悲壮，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建立之后，尤其是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已经使我们国家空前的强盛了，这个时候，还能继续置“民”于“国”之后吗？现在应该是理性思考，“国”与“民”的关系的时候了。

过去战争非常年代，牺牲小家，保国家，符合正义，可是今天和平年代，让“国家”任意的“拆迁”小家，不但没有正义可言，而且正是一种以强凌弱的邪恶了。我们为什么要建立国家？说到底，就是为了保证“小家”的安全，为脆弱的个体提供强有力的社会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第二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既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当然从属于人民。也就是说，国家政权并非“枪杆子”打来的；作为公权，它是私权派生的，是纳税人的一种私权的让渡。因此，真正的“国强”必须以“民富”为前提和目的，而今天我们“国强”而“民”却不“富”，却是“国家至上”观念的表现；这也是当今“关注民生”的呼声渐强的现实原因。

恩格斯指出，国家是社会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必然走向消亡。当今世界发展趋势证明了他的天才预见。南美、东亚经济共同体，非国大、特别是欧盟的成立，都大大淡化了国家概念。无线电、飞机、互联网等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不同国家民众交流提供了空前便利，使世界越来越小。奥运五环旗让世界五大洲更加紧密地联成一体；当奥运圣火伴着“以人为本”的呼唤，在各地传递着友谊和平的时候，怎能还惯用所谓“国家至上”来绑架社会道德，拿“爱国”激情来窒息民众的理性呢？如果能拆解国家主义的绑架，打开“爱国”的情结，那么，“国民”之“民”确实就等同了“公民”之“民”，也和“以人为本”中“人”一样，指的就是具体的你我他。

第三，“公民”就是你我他

“公民”是“具有一国国籍的人，包括未成年人和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人等都在内。”（见《辞海》缩印本 1989年版，第316页）与“人民”相比，它内涵清晰，是一个标准的类别概念，不易被偷换；与“国民”相比，没有“国”重“民”轻的意味，它很突出的意涵，就是强调“平等权利”。因此，说“公民”就是你我他，就是说你我他，无论彼此有无官职或者官职大小，也无论彼此财富多少，更不管彼此天赋有大多的差异，在法律面前，我们都具有平等的权利和责任。说我们最缺“公民”，首先强调就是公民的这种法治意识。

公民的这种法治意识，又是一种明辨公私边界的理性。“公民”之“公”就是指人们生活的公共领域，在强调人在公共领域享有法律赋予的平等权利的同时，还意味着对个人私权的尊重。这是公民的基本思想，也是个人主义的思想。作为个人主义，公民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它的起点是自己的利益，而终点是不侵入他人利益的边境；也就是自己在充分享受自由同时，决不妨碍他人同样的享受自由的权利。公民非常关注自己与他人利益的边境，反对中国文化中那种“你的就是我的”无规则的“亲热”，坚持“先小人后君子”的原则，甚至“商场无父子”；这样的“冷漠”，正是公民明辨自己与他人、个人与群体边界的理性。

有这样的理性，公民在关心自己的利益的同时，也必然要关注他人，关注社会。公民的理性告诉我们：“利己”是天性，“同情”他人同样是天性；“利己”而不“损人”，是道德的底线；“舍己为人”却不应成为道德的高标。因为在公民看来，你我他在私人领域里有清晰的利益边界，当在公共生活领域彼此的利益又有紧密关联的一面，所以“舍己”是相对的，“为人”则是特殊的“为己”，所谓“送人玫瑰手留余香”，说的就是“利人”往往是实现“利己”最佳途径。在社会生活中，个人的利益满足离不开他人的帮助，个人人生价值的实现，离不开社会提供的舞台；这也就是公民能自觉关注他人履行社会责任的思想基础。

说我们的社会最缺公民，就是说我们最缺公民的生命平等、利益理性、关注他人和社会的责任的现代意识。中国的封建文化中的身分等级观，造成了人的歧视与自卑自大；成王败寇地瓜分社会资源的丛林规则，导致了权力争斗的血腥，形成了人的根深蒂固的官本位观念；而忠孝伦理道德大肆侵吞公共生活领域，使公德缺失了生长的社会土壤，而诚信资源的大量流失，把每个人逼到仅靠血缘编织的熟人关系网中尔虞我诈地过活；“熊掌与鱼不可得兼”在道德的说教里成为生活的常态，强化了“成功成仁”，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崇高感。

于是，文化“精英”才会创作那样《江城子　废墟下的自述》：

一位废墟中的地震遇难者，冥冥之中感知了地震之后地面上发生的一切，遂发出如是感慨——

天灾难避死何诉，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

银鹰战车救雏犊，左军叔，右警姑，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

在此，我反其意，应和其韵，打油一首，算作此文的结语：

一位豆腐渣工程下的冤死者，冥冥之中听说，有位官员作家填词，歌功颂德，遂发出如是愤慨——

　　 天灾人祸我心知，爹娘唤，儿女呼，痛心裂肺，声声血泪诉。贪官掩盖污吏糊，纵重生，也不服。

　　 百年大计豆渣筑，幼童亡，冤魂怒，逝者无言，造孽者狂呼。只盼人间伸正义，惩祸首，慰无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