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与“自杀”

——也从赵鹏自杀谈起

河北馆陶县第一中学的高三班主任赵鹏老师服毒自杀，这在中国已经没有多少新闻性了，但将这个有不到两岁孩子的80后父亲的“自杀”归因为“穷死”（见2012年5月29日《信息时报》有关文章），又让我很有话要说。首先，想到鲁迅《祝福》中那个说祥林嫂“还不是穷死的”的短工。我并非说《穷死的教师，伤不起的教育》的作者冷漠；事实上，能为这么卑微的教师叫屈，为这么“特色”的教育不平，足以见得作者慈悲心怀和正义热血。我在此，只想指出：所谓“穷”不仅仅是经济的，而“自杀”也不只是肉体的。

按理，教育是夯实社会公平基础、提升个人获取幸福能力的事业，从事教育的教师理所当然是幸福的人，也是最有自由和尊严的人，怎么可能“穷死”？但在不按理的“特色”社会中，教育竟成了产业，成了维护“特色”统治的工程。于是，本应被教育呵护的生命成了“加工”的对象，而使教育的自由灵魂也横遭扼杀。因此，如此“特色”的教育自然要走向教育的反面。

从个体的角度看，教育应该使教育对象，由生物人变成社会人——有清醒的自我意识，在实现自我过程中，获得自由而有尊严的幸福，成就人生意义。可“特色”教育恰恰相反，它使教育对象由人变成动物——强化物欲，设置所谓“生存竞争”把人异化为工具手段，功利性压抑着人的灵性，使孩子也使不少教师都在“特色”社会的丛林中迷失了自我。

从社会的角度看，教育本应是政府为纳税人提供的公共产品，以构筑社会公平的平台。通过教育，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合格的公民，同时为其参与社会竞争提供均等机会，培养其自我发展的能力。可“特色”教育却不是公民享受的平等权利，而成了有关部门垄断的权力；通过所谓的重点名牌等名目，制造教育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公，形成所谓的“竞争”格局，同时也形成一个个强大的利益集团。它们一方面通过“计划”的手段，为利益集团抢夺优质资源，另一方面，又借用所谓的“市场”，设计各种升学高考（还不如科举）的所谓“公平竞争机制”，忽悠教师与孩子消耗宝贵的生命去玩这种“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

如此的反教育，让“做强做大”成为“特色”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人人从小就开始用争做“人上人”的理想，激励自己去忍受吃尽“苦中苦”的现实。这就不难理解，有“挣扎人生”的教师，有跳楼自杀的孩子；也不难理解，“特色”社会有那么多无耻的贪官，又有那么多无知的暴民。没有打造社会公平的真正教育，要实现社会正义谈何容易；而没有真正的公民教育，要想安全的生存环境也只是奢望。

然而要挣脱这样的现实，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事实上，改革开放，中国无论物质还是精神都有了举世瞩目的进步。社会处于转型的时代，“这是一个最糟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坚守底线，回归真正的教育，教师还是有所作为的，而且真正的坚守与回归，也必须从每一个教师自身做起。

教师确实有理由抱怨物质上的“穷”，因为劳动的报酬难以保证自己有尊严的生活。但平心而论，分配不公，可能在大部分教师身上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最严重的问题，可能是分配制度把教师的复杂劳动简化成了生产流水线的“计件工作”。结果强化了教师功利性的“斤斤计较”，而淡化了文人超越性的“安贫乐道”；另一方面应试竞技的训练，令人倦怠焦虑，而机械重复的工作，又窒息着教师求真尚美的灵气。能意识到分配制度这个“陷阱”，就可能有跳出当下的冲动。对比过去的“臭老九”遭遇，对比现在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工的屈辱，教师也就真的可能跳出物质上“穷”，获得精神境界上的“达”了。

一个人的有无尊严，很大程度取决其独特的思想和敏感的灵魂，而这一点教师是应该最有优势。与天真孩子的交流是教师常规工作，而读书思考是教师生活重要内容，这就很容易经营起一个抵御横流物欲与喧嚣名利的精神家园。今天中国的教师至少温饱无忧，而把尊严幸福绑在奢侈攀比和身份标签上，很可能让虚荣的野草荒芜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不就是有车有楼嘛，不就是几个好听的头衔嘛，少了它们真的就活不了吗？反过来，为了这些加班加点、废寝忘食、弄虚作假、点头哈腰，如此活着，累不累？

诚然，教师也是人，但毕竟是文化人，应该对文化有鉴别能力。现实社会，“特色”文化是有毒的，它在拒绝自由平等民主等普世价值的同时，又“大胆”地吸收西方世界的“唯物”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文化，加上它原有的“传统”，于是，现在影视屏幕仍然使充斥君臣勾心斗角的冷笑和党派你死我活的血腥，各种媒体在揭露食物毒品黑幕的同时，也不时制造些充满丛林规则的文化毒品。这使得不少教师，一不小心就在文化上“服毒自杀”了。这种教师，眼睛只盯着考分名次，却容不下孩子“不听话”的一粒沙子；心里只有“教绩”，却很难放下有血有肉的人，包括自己。这样的教师，不但对“升学”，而且对维护“特色”社会都有“突出贡献”啊。只是他在把孩子异化成自己获取名利的工具的同时，自己也成了权力部门创造政绩的工具。

也许有人会说，还不“穷”得被逼良为娼吗？可这“穷”只是借口。如果坚守教育呵护生命的底线，对生命有敬畏与谦卑，就不会相信那种善意或恶意夸大的教育“有效性”，就会在清醒自己生命有限性的同时，理性地拿捏好教育的“有限性”。这样就不会自负自己真的有“没有教不好”的能耐，也就可能既“解放”了自己，也解救被成人社会绑架的孩子，何以至于“穷”到“自杀”的地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