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树椴

坦率地说，老家坡头镇的枫树椴与我一直只是一个地名，并无太多情感上的牵挂。自小在龙源坝乡出生，半岁时因父亲调动，便由母亲用箩筐挑到了龙下乡，一住九年。后又调至江口乡，初二时转学到了县城中学就读，直到高中毕业。在这期间，回老家的次数可谓稀零，仅存的一次记忆也是模糊。记得还是在江口的时候，我十岁，哥哥十二岁，姐姐十三岁，春节后父亲忽然心血来潮，要步行带我们三姐弟回六十里远的老家。

父亲的决定于我决不是好消息。步行几十里，我早已有过体验。全家随父亲调至江口后，每逢过大节，我们子女几个须得到外婆家送节的。外婆家距江口有三十五里远，刚开始时都是哥哥和姐姐送去的，记得当年母亲要他们第二次去的时候，哥和姐的态度骤然改变，他们死活不肯去，即使母亲气恼地把手扬起来，做出要揍他们的凶样，平素只要母亲一生气，没有不奏效的，但这次他们似乎宁愿挨打——路太远啦！父母工作忙，而外婆家又是非去不可，顽强抵抗一阵后，哥姐都把矛头指向了我，他们抗议道，“做省格（为什么）每次都是埃儋（我们俩）去，老忒（弟弟）姆（不）去？”在哥姐泪水加鼻涕的强烈抗议下，埃（我）的一直以来幸福的满仔生活，就在那一天结束了。当姐弟三人一起走在崎岖的山路上的时候，一个可怜的孩子竟在半路上就睡着了，坦率地说，是累得睡过去了。当三个精疲力竭的孩子终于熬到外婆家的时候，暮霭已经四合了。

于是，父亲的决定首先遭到我的带头反对，哥哥和姐姐马上附和，但父亲不为所动。其实按父亲的工资，家里是买得起车票的，但父亲说，当年，他们去县城开会，都是步行，一百多里路走一天就到了，枫树椴只有区区六十里，若走山路，更近，五个小时足够。

今天回想起来，一向节俭的父亲这样安排，意图至少有二，一是锻炼我们，而最重要的要数二了，那就是认宗人、认祖地、认枫树椴。

春假的早晨仍然非常寒冷，终于暖阳露出了云层，我们也在父亲兴奋的吆喝声中出发了。我们多时走大道，但有时也走山麓，而父亲则一路高歌不止。长这么大，我第一次听父亲唱歌，也第一听父亲唱那么多的歌，父亲嘹亮的声音在空荡的田野中散去，在密密的山谷中回荡，驱散了许多的疲乏。在我的记忆中，类似的场面没有第二次出现。但我还是不领情，我以为，老家是令人敬而远之的，是辛苦和疲劳的所在。这种感觉竟伴随了几十年，一直到大学毕业，一直到粤地生活。

枫树椴其实是一个临山面水的独立所在，仅有的一栋老屋与村落隔溪相望。解放前这里是父亲三兄弟长大的地方，而现在却只有大伯的遗孀和他的遗腹子还守在那里了。U字型的房屋结构，翼侧的老屋已经坍塌，只剩几堵泥墙，内有一个较大的庭院直接与山接壤，几排果树婆娑立着，与山腰的橘子树呼应。屋外顺着台阶，穿过一条清澈的小溪，涨水的时候，溪上须铺上五根碗口粗的杉木方可出行；房屋的后门则有一口大鱼塘，冬至涸塘起鱼的时候，这里往往就会聚满人气，热闹非常。

可惜，当我们腿脚酸疼，龇牙咧嘴回到老家所在的枫树椴后，塘已经在前一天捞完了，水也见底了，低洼的水面上只剩下几只水上蜘蛛在气恼地穿梭。

山里的冬日要更寒冷些，加上初来乍到，竟找不到可玩的乐趣，只好在干枯的稻田里来回追鸟，或穿着崭新的解放鞋在见底的溪边打些水漂……

七十年代的二伯家自然还非常艰难，但还是设法宰了一只鸡犒劳远足回乡的我们。当时农村还没有电，亲戚们就着一盏最大的煤油灯，在酽酽的夜幕和酽酽的水酒中，美美地让胃幸福了一把。晚上与堂哥堂弟挤在一张大床上，在大家臭烘烘的袜子味中，发出了彼此的鼾声。

那次的情形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了，父亲也早已在三年前去世了；我也终于结婚生子了。当我的一岁零八个月的孩子闪着嫩嫩的瞳仁，在故乡枫树椴的天地人之间逡巡的时候；当他一踩在故土上就与堂姐的孩子争着骑那辆童车的时候，他应该不会如当年的我那样感到距离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