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先生二三事

①中国文人似有放诞的传统，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放诞与其说是真性情的流露，不如说是专制制度下无奈的装疯卖傻。就群体而论，文人放诞怪癖的行为，既能见自由之态又能显率性之真，恐怕也只有晚清和民国间的读书人了。如章太炎将袁世凯所授大勋章贬做扇坠，辜鸿铭大辫长袍徜徉北大校园，逻辑学家金岳霖与鸡共餐……黄侃也堪列其中。

②黄侃为章太炎门生，学术深得其师三昧，后人有“章黄之学”的美誉；其禀性一如其师，嬉笑怒骂，恃才傲物，任性而为，故时人有“章疯”、“黄疯”之说。

③1908年春，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先后病逝，清廷下令各地举行“国丧”。当时，高等学堂学生，同盟会会员田桓在“哭临” （指追悼皇帝的仪式）时，流露不满情绪，堂长杨子绪高悬虎头牌警吓，并欲开除田桓学籍，黄侃获悉，大怒。闯入学堂，砸烂虎头牌，大骂一顿而去；又过几天，田桓带头剪辫以示反清，杨子绪恼怒异常，又悬挂虎头牌，黄侃闻讯，手持木棒冲进学堂，先砸烂虎头牌，又要痛打杨子绪。

④1911年7月，黄侃因宣传革命，被河南豫河中学解职，返乡途经汉口之际，同盟会同志及友人为他设宴洗尘。席间论及清廷腐败，革命浪潮的高涨，黄侃激愤不已，当晚，黄侃借酒性挥毫成文，题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文章刊出，舆论哗然，各地报刊或纷纷报道，或全文转载，清廷惊恐万分。

 ⑤黄侃不仅有革命之壮行，亦多名士之趣行，一次，他在课堂上兴起，谈及胡适和白话文说：白话与文言谁优谁劣，毋费过多笔墨，比如胡适的妻子死了，家人发电报通知胡适本人，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成“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11个字，电报费要比用文言贵两倍，全场捧腹大笑。

⑥黄侃曾经在中央大学任教。学校规定师生进出校门需佩戴校徽，而黄侃偏偏不戴，门卫见此公不戴校徽，便索要名片，黄侃竟说：“我本人就是名片，你把我拿去吧！”争执中，校长出来调节、道歉才算了事。在中央大学教课的名流颇多，大多西装革履，汽车进出，最起码也是包车。唯有黄侃进出学校，穿一件半新不旧的长衫或长袍，并用一块青布包裹几本常读之书。一个雨天，其他教授穿胶鞋赴校，而黄侃却穿一双土制皮木钉鞋以防滑践泥，课后晴天，他换上便鞋，将钉鞋用报纸包上夹着出校门，新来的门卫不认识黄侃，见他土里土气，又夹带一包东西，便上前盘问，还要检查纸包，黄侃放下纸包就走，从此不再去上课，系主任见黄教授连续几天未到校，以为生病，便登门探望。黄侃闭口不言，系主任不知所以然，急忙报告校长，校长亲自登门，再三询问，黄侃才说：“学校贵在尊师，连教师的一双钉鞋也要检查，形同搜身，成何体统？”校长再三道歉，后来托名流相劝，均无效果。

⑦志士之狂、名士之狷，当然不是黄侃的全貌，他对学术的谨严与虔敬，恐怕才是其性情的根本。黄侃治学非常严谨，对待著述十分谨慎、认真。所治经、史、语言文字诸书皆反复数十遍，熟悉到能随口举出具体的篇、页、行数，几乎没有差误，即便如此，依然不轻易为文。他常说，学问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二曰不知者不道，三曰不背所本，四曰为后世负责，五曰不窃。”黄侃还经常教育学生，中国学问犹如仰山铸铜，煮海为盐，终无止境。作为一个学者，当日日有所知，也当日日有所不知，不可动辄曰我今天有所发明，沾沾自喜，其实那所谓发明，未必是发明。

⑧以学术“新”、“旧”论，黄侃与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新文化学人可谓泾渭分明，但在内在精神方面，他们对学术独立、自由精神的追求、甚至革命行动的激烈等，恐怕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吧。

（根据刘作忠《国学大师黄侃的妙文趣事》改写）

耕作的诗人

张炜

俄国画家列宾给托尔斯泰画了一幅耕作图。它长久地吸引了我，让我想像那个杰出的老人、他与土地须臾不可分离的关系。也许这是一个伟大诗人与庸常写作者的最本质、最重要的区别。

有了这种区别，不同的写作者之间也就有了深不可测的壕沟。

在一个房间里专注于自己的所谓艺术和思想的人，可能不太理解一个耕作的诗人。对于他，稿纸和土地一样，笔和犁一样。于是他的稿纸就相当于一片田原，可以种植，可以催发鲜花、浇灌出果实。在这不息的劳作之中，他寻求着最大的真实，焕发出一个人的全部激情。离开了这些，一切都无从谈起。

在诗人的最重要的几部文学著作之间的长长间隔里，我们都不难发现他怎样匍匐到土地上，与庄园里的农民，特别是孩子和农妇们打成一片，割草、缝鞋子、编识字课本、收割、种植......他做他们所做的一切，身心与土地紧密结合。这对于他，并非完全是刻意如此，而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他只能如此。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他在它们中间。他可以融化在它们之中，融化在泥土之中。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诗人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树林中那个简朴的坟墓。那是他最后的归宿。安静的树林、坟墓，都在默默昭示着什么，复述一个朴实而伟大的故事。这个故事不可能属于别人，因为这个世界上仅有一个角落，埋葬着一个耕作的诗人。

托尔斯泰的故事差不多等于大地的故事。他是一个贵族，后来却越来越离不开土地。于是他的情感就更为质朴和扎实，精神与身体一样健康。这就启示我们：仅仅是为了保持这种健康，一个写作者也必须投入平凡琐碎的日常劳动，这是不可偏废的重要工作。而当时另一些写作者所犯的一个致命错误，就是将这种日常的劳作与写作绝然分开。偶有一点劳作，也像贵族对待乡下的粗粮一样，带出一份好奇和喜悦。今天，也恰是这种可恶的姿态阻止我们走向深刻，走向更深广和更辉煌的艺术世界。我们只能在一些纤弱和虚假的制作中越滑越远，最后不可救药。

一个人只有被淳朴的劳动完全遮盖，完全溶解的时候；只有在劳作的间隙，在喘息的时刻，仰望外部世界，那极大的陌生和惊讶阵阵袭来的时刻，才有可能捕捉到什么，才有深深的感悟，才有非凡的发现。这种状态能够支持和滋养他饱满的诗情，给予他真正的创造力和判断力。舍此，便没有任何大激动，人的激动。

托尔斯泰的鼻孔嗅满了青草和泥土的气息，两耳惯于倾听鸟雀以及树木的喧哗，马的喷嚏，还有其他四蹄动物在草丛里奔走的声音。黎明的空气中隐隐传来了田野的声息，空中连夜赶路的鸟儿发出悄然叹息，还有远方的歌手、农妇的呼唤、打渔人令人费解的长叫……他眯着眼睛望向遥远的田野，苍茫中费力地辨识着农庄里走来的那个黑黢黢的高个汉子，还有他身旁的人：那个孩子、那个妇人。晨雾中，淡淡的光影里闪出了一头牛，一只狗、一群欢跳的麻雀。有人担来了马奶，原来是头上包着白巾的老妇人用木勺敲响了酸奶捅，她小心的充满溺爱的咕哝声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转过身，脚下那双粗大的皮靴踩在地上，踩出深深的凹痕；他胸前飘荡着白白的胡须。他站在那儿，一手掐腰……

就是这同一副装束和打扮，他迎接过另一些诗人。他们都是俄罗斯大地上最杰出的诗人——契诃夫、屠格涅夫等。他称赞过他们，同时也心存疑惑。当然，他们与他不尽相同，也许他们还比不上他的博大和质朴，尽管他们也是那么杰出——历史同样没有遗忘他们。但比起托尔斯泰，他们却更多地徘徊在贵族的客厅、在钢琴旁、在沙龙、在剧场、在往返欧洲的漫长旅途中。他们身上的土末没有这位伯爵多，身上的打扮也远比这位伯爵时髦了些。这位伯爵的后半生主要是在田园、在土地上度过的。

他的去世也令人难忘。那也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故事。

深夜，老人乘一辆马车，抛却了自己的庄园，要奔到更遥远更苍茫的那片土地上去，与贫穷的人生活在一起。他仅仅走到了一个乡间小站就躺倒了。寒冷的车站上，一个伟大的生命临近了最后一刻。

这一刻向我们诠释了诗人的一生。

突然的出走和平凡的劳动，还有与妻子的频繁争吵……就连这些争吵也绝不是一般的夫妻口角，它们正透露出他们对于大地的不同态度，对于死亡的态度、艺术的态度，人生的真实与虚假……关于这一切的巨大分歧。　

他与她判断上的差异，在她这儿是如此地不可理解。是的，她从伯爵的角度，从普通诗人的角度去理解自己的丈夫。而她的丈夫却愿意从土地、从人民的角度，从草、树木、牲口，从飞来荡去的鸟雀，从眼前的日落日出、满天星斗、草尖上的露珠，从孩子的欢声笑语，从一切最微小、最平凡、最切近的事物上去理解自己的诗、自己这一生和未来的、即将踏上的那一片陌土。她可能仍算得上一位贤淑而高贵的妻子，只因为他太伟大——太平凡了——平凡得让人不可理解，所以也深邃得让人不可理解。

这种真正的质朴没有任何一个诗人能够重复，能够像他那样经过生活中的长久发酵而散发出真正的芬芳，而有些诗人，甚至是同时期的一些优秀诗人，都因为或多或少的职业意味而在他面前感到自卑。要丢掉这种自卑，需要的或许不仅仅是勇气，也不仅仅是能力，而是一种能够融解的心灵。心灵融解在大地上，像大地一样厚实和博大，就永远不会消失。也许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因为没有谁能像耕作一样写下自己的诗行，没有谁能够始终如一地走进自己的耕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