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强调文明史观的历史教科书被突然废止，本身也成了文明史上的一个事件。从记录历史的角度看，目前媒体关于事件细节的披露并不充分。相关报道讲述了该教科书兴废的前后经过，但在关键步骤上语焉不详。我们也很容易习惯性地满足于对重要环节的臆想和忽视，而津津乐道于细枝末节。

　　该教科书由苏智良主编，费时六年，试用三年，经过上海市教委的审定和批准，去年开始在上海市高中投入使用，今年暑假被突然废止。苏教授感到委屈，很多学者也为他抱不平。对于废止的原因，学者们大多指向两个方面：一是外国媒体的歪曲报道，二是左派学者的强烈批评。

　　去年该教科书问世之后，《纽约时报》做了及时的报道。该报道引起了苏教授的强烈不满，至今也被学者们斥为不实。在我看来，报道中的确有些不够准确的地方，但是基本事实并没有太大出入。报道中说新教科书(相对旧教科书而言)淡化了政治、强化了经济和文化等，也正是苏教授“文明史观”的题中之义。当时苏教授否认报道中所说“政府在批准新教材里扮演了重要角色”，现在他自己也坦承，“我编的历史教科书也是非常有政治倾向性的。审教科书的领导经常说一句话：‘教科书不是你个人的学术著作，是政府意志的体现。’”

　　平心而论，苏教授和其他学者们对该报道的愤怒，更多地出于对该报道可能引发的政治后果的担心。尤其是国内媒体哗众取宠的转摘，过多地聚焦于意识形态，不能不让人提心吊胆。如今果然出事了，大家就不约而同地再次拿该报道来出气。

　　作为一个媒体人，我不得不指出，这是一种懒惰的惯性错误思维，有舍本逐末、欺软怕硬的嫌疑，类似于官员说媒体报道搞乱了治安。外国媒体一个有偏差的报道，如果真能引起一本经过严格审查的教科书的非正常死亡，那么问题也不在报道本身。

　　当然，很多学者只是顺便撒气，他们认为废止教材的真正原因是李文海、沙健孙、张海鹏等七位历史学者发表批评意见，并上书国家有关部门。这些历史学者认为：“编撰者思想混乱，使该教科书既脱离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也脱离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淡化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化’的表现比比皆是”，而且“离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只讲现象不讲本质―――在政治方向、理论方向、学术方向上都存在严重错误”。如果这些学者明知这种批评可能对行政部门施加的影响，那么他们无疑是在“戴帽子”和“打棍子”。

　　此前，张海鹏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教科书并不等同于学术研究，教科书实际上是代表了国家的意识形态，都是国家控制意识形态的，不光中国如此，国外也是如此”，“我觉得教科书内容比学术成果晚十年是正常的”。我自己也在美国的大学旁听过历史课，那是魏斐德教授讲的中国近代史，也浏览过美国的中学历史教材，所知情况还真不是张教授说的那样。当然，你非要说人家的国家意识形态本身就是学术自由、多元包容和创新思想，我也没什么好说的。至少人家的教材(大学谈不上什么教材，主要是阅读材料)，多半是新的。

　　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学者可以自由地发表任何学术观点，也可以上书政府部门，或者网络签名也可，上街演讲都行，问题在于权力部门怎样对待学界意见、怎样处置学术问题以及怎样管理教科书。准确地说，这些学者的作为只能算是“造帽子”和“递棍子”，真正给苏教授的教科书“戴”起来“打”下去的人，并不是他们，而是行政权力掌握者。恰恰是在这个关键的环节上，我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南方周末》的报道中只写到：“但5月中旬，上海市教委突然决定另起炉灶―――今年9月1日，必须出版新的高一历史教材。”

　　一本已经开始使用的教材要被废止，应该经过哪些程序，应该由什么人来拍板，在此过程中所浪费的学界资源应该如何清算，所造成的影响应该由谁来承担？行政权力部门有义务向公众作出清楚的交代，而不是任随大家把几个“吹鼓手”当成“替罪羊”。万一有一天发现这个废止搞错了，莫非大家就满足于把张教授等人拉出来批驳一番？显然，这样更符合集权下的斗争史观而不是苏教授力主的现代文明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