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看来，戴逸的求学经历是非常戏剧化的。他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认识的那些朋友和先生们，几乎都为他未来走上历史研究之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然而在感慨戴逸“命好”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到，其实戴逸最重要的一步，恰恰是他自己的主动选择——那就是1946年的弃理从文，从上海交大的铁路管理系转投北大史学系。如果没有转投北大，杨毅庵为戴逸打下的史学功底也许会无用武之地，而戴逸也就不会凭借自己的史学才华，赢得郑天挺、胡适、吴晗等人的青睐，一次次在关键时刻获得先生们的帮助。可以说，戴逸在1946年夏天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的一生。

其实戴逸当年抉择的困境，跟今天的很多青年朋友面临的问题，是何其相似。我们也常常陷入这样的迷局之中。我们不由自主地追求体面、有地位的未来，我们一定都经历过这样的场景：当提起谁有一份收入丰厚的工作时，大家流露出羡慕的神情。当社会上弥漫着一股风气，当评价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越来越集中于财富和权力的获得，人们很难不在这样的氛围下受到感染，也很难让自己去和它们隔开距离。

只是当我们越来越热衷于这样的比较时，我们是否还能记起自己当年所热爱的，记起那些曾让我们内心感到无比充实的付出？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勇气，淡化世俗的评判，去追求自己内心的向往？

戴逸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不能算是生活滋润。上世纪90年代，他早已功成名就，学生们去家里看望他，狭小的两室一厅摆满了书，连坐人的地方都腾不出来。可是这条路仍然给了他丰厚的回报。他曾用“勤、苦、乐、迷”形容自己的治史人生，他说：“搞学问固然是苦，但苦中也有乐，苦尽会有甘来。长年读书，讽诵不辍，能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其中的乐趣是不读书不作研究的人体验不到的。”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想必每个人都有自己想度过的人生，我们那时不是以金钱和权力来确立方向，而是因为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梦想的快乐。戴逸曾自述少年时代读书的情景：“每当夜深人静，万籁俱寂，独坐小楼之上，青灯黄卷，咿唔讽诵，手握彤管，朱蓝粲然。”这是多么美的画卷。几十年过去了，他仿佛依然是那个真实的翩翩少年。

他自己就是历史。我们读懂了他，也就能明白：路，是可以这样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