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和张爱玲：文学天才的两种境界
萧红时时以自己的心体谅这个世界，而在下笔时，是时时在以别人的心来关注生活和生活中的苦难，把自己的喜怒深深压在心底，压在文字的背后。在张爱玲的小说和散文中，作者的感触压倒了人物，原初的人生悲悯感的抒发最后沦为讥笑与嘲弄
■刘继业（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20世纪90年代以来，张爱玲热已持续多年，近来随着李安导演的《色·戒》的上映，连一些不大亲近文学阅读的人们，也陆续加入了“张迷”的行列，张爱玲热已成为当代文化生态中的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每想及此，我总是不自觉地想到萧红，怀着某种难以释怀的思绪。
这是两个罕见的才女，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好像很难再找到能与她们比肩的女性作家。即使是和同时代那几个大师级的男性作家相比，她们展现的才华和锋芒，也是咄咄逼人、毫不逊色的。可惜的是，两位作家都因为一种自己难以支配和主宰的外在力量而无法完整、从容地建构属于她们自己的艺术世界，无法充分地完成自己。这是至今依然让热爱她们的人们感到痛心的事情。
萧红是因困窘和疾病而被摧残了健康，是几个男人的背叛消耗了她的心智与心力。一部未结尾的《马伯乐》，一部早已酝酿却没来得及开笔的《呼兰河传》第二部。想想，萧红死时，才31岁！一百万多字的作品，对于这个年龄，对于这个文学生涯只有9年的柔弱女子来说，已经太多了，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也已经是不幸中万幸的收获了！可是，萧红只有31岁，对她自己来说，这个数量是太小太小了。如果天假以年，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当然得加以改写。
正好在萧红满含身心痛苦离别人世不到一年，少女张爱玲以她那种与其年龄极不相称的老到、圆通与世俗，登上了1943年的文坛，接续了现代女性创作继冰心、萧红、丁玲之后的一线血脉（此时经历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丁玲颇显沉寂）。后来她则是因为巨变的社会和时代的压力而中断了其幽婉、艰深的人性与艺术的双重探索。对这个自爱、独立甚至不乏自私的女子来说，胡兰成的用情不专并非能影响到她对于艺术的理解，但是她早已隐隐体会和感受着的时代之车的轰隆震撼，却使她无法再静静地打量这个世界，无法再一如既往地眼含热切与讥诮，来细细琢磨这个世界里空虚、自私、孤独、虚荣却真实的男男女女。等到她用娴熟的英文满含悲愤写作《秧歌》和《赤地之恋》的时候，对于人世虚伪的体察一如既往，却再也难以回归那种纯净、纯粹的艺术视野，而自觉不自觉地滑入功利性文学的隐秘泥潭。世事沧桑，事易时移，从《十八春》到《半生缘》的改动，从迎合一个政权不成到诋毁一个政权，张爱玲也陷入了文学投机的努力和无奈之中。人性的思考依然，但只剩反感与抨击，无法再拥有对于可怜人世中熙熙攘攘众生的体谅和同情，这种思考也因之失去了它圆润饱满的质感，变成让人伤怀的干硬和生涩。这是张爱玲个人无力把握的局面，挣扎一番之后，她只得草草收笔。
粗浅简略地看来，命运和时代分别是两个才女天才稍显即光华黯淡的原因。有什么办法呢？在那样的人人自危的时空之中。反而，我们却要因为这仅存的经过天才之光照耀因而熠熠生辉的少量作品而对这两位女性深表尊敬、倾慕与爱戴之情了。
“现在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的夜里，我在灯下再看完了《生死场》。周围像死一般寂静，听惯的邻人的谈话声没有了，食物的叫卖声也没有了，不过偶有远远的几声犬吠。想起来，英法租界当不是这情形，哈尔滨也不是这情形；我和那里的居人，彼此都怀着不同的心情，住在不同的世界。然而我的心现在却好象古井中水，不生微波，麻木的写了以上那些字。这正是奴隶的心！——但是，如果还是搅乱了读者的心呢？那么，我们还决不是奴才。”我反复阅读、玩味过鲁迅先生为《萧红作〈生死场〉序》一文中的这段文字，这里并没有谈及《生死场》本身，但是体现出先生对这部作品的看重和珍视，以及这颗深邃的心灵与另一颗年轻的心灵之间深层次的共鸣与沟通。他已是第二次、更可能是多次批读这部篇幅不小的作品了，在这样一个深夜，它依然让他难以平静，心中为之一凛。
颇值得玩味的是，胡兰成在《评张爱玲》一文中，也屡次将张爱玲与鲁迅相比，其中的意思是张爱玲比鲁迅先生有更高明的地方。胡兰成是在倾慕张爱玲时写这篇文章的，其中心绪和主观性因素自不难理解，自然不用太当真。一代名家傅雷先生，则在对《金锁记》表示完全的赞赏之余，对张爱玲整体创作流露出的一些倾向，给予了极为严厉的批评。傅雷的批评，无数“张迷”颇不以为然，张爱玲自己也曾写了像《自己的文章》等间接进行辩驳，拒不接受。但是我以为，多年以后，时光证明，傅雷先生依然是一代大师，“聪明机智成了习气，也是一块绊脚石。”“才华最爱出卖人！”一代大师似乎一眼看出并指出一个小女子暗暗的得意处，多少有失厚道，但这些话，用在张爱玲身上，又是多么合适呀！而且，推开来讲，在当今文坛上，才力心智能和张爱玲相比的，应该还没有，但是，被自己的“才华”出卖，“聪明机智成了习气”的人，则何止八九。傅雷先生的话真是没有过时啊！
鲁迅和傅雷，两个文学大师对于两位年轻女子作品的评价，在文学史上并非偶然。我们由此出发，得出一些结论来。这种区别实际上划出了两位才女不同的位置，并意味深长地暗示出两种高下有别的文学境界。
萧红老是被视为一位抒情作家，她的抒情天分是与生俱来的，是性格深层内核性的东西。而在作品里，她恰恰时时在压抑表面性的抒情文字。《呼兰河传》谁都会认为是一部诗意浓郁的作品，自然也被文学史家定位为现代抒情小说系列的扛鼎之作。但是真正细心的读者会发现，除了第二章中有两句不到50字的有关人生悲凉感的抒发的文字外，整部小说的文字实际上与抒情无关，一个3岁、5岁时的小女孩，她只是懵懂、好奇地打量着这个世界，这种儿童视角，压抑住了这种回忆性题材难以克制的抒情性冲动。正是在这里，萧红显示了一个优秀的小说家的素质和一般人难以企及的天分与境界。这种艺术上的克制，使得萧红没有沉溺于一己的小小时空和感受，她的视野是广阔的。北中国的苦难，社会底层中如牲畜一般挣扎的男男女女以及他们对于苦难的正视与承担……这些，都是一般女作家难以进入的内容。生活中，萧红是一个渴望爱情珍视爱情的普通女子，但是在她的艺术世界中，自传性爱情的分量并不重，《跋涉》集中早期少数涉及到与萧军一起度过的日子的小说，其实也更多地是展示人世艰难这一点，与爱情关系并不紧密。而她最好的写爱情的作品《小城三月》，恰恰又不是写的她自己。
时时以自己的心体谅这个世界，而在下笔时，是时时在以别人的心来关注生活和生活中的苦难，把自己的喜怒深深压在心底，压在文字的背后，这是萧红超越现代女作家的地方。这个极其柔弱的女子，她的内心其实是无比执著，无比的坚强与忘我。萧红的苦难少吗？她一生，不要说一个家，连一间真正属于她自己的、可以安静地写作的房子，都不曾有过！但她没有陷入到那种自我的伤怀之中。艺术的自制提升了她的文学品格。
从这种角度来看张爱玲呢，则多少有点相形见绌。张爱玲的作品时空不出上海和香港，所写的不出男女关系半步。一些细节屡屡在不同的作品中出现，一些现代女仆不断地说着《红楼梦》中的语言，都是不自觉玩弄趣味的表象，而且，在涉及到人物的心理之时，你时时能够感知一个拥有着与她的年龄极不相称的老到和世俗的女孩子对于红尘中男男女女尖酸刻薄的打量与讥诮。作家的心理优势太大，又急于表白对人生世相的体察。在张爱玲的小说和散文中，本来别具一格的人生苍凉感的描述，因为频率太高，最后总让人感觉到一种矫情与烦厌。作者的感触压倒了人物，原初的人生悲悯感的抒发最后沦为讥笑与嘲弄。张爱玲由于不加克制，以致无法迈出自我的篱藩，来真切地体会这个大千世界里的芸芸众生。
正因为她俗、世故，每一个读者也可以从自己的人生体验出发，和她一起去体会作品，甚至不失狡黠地打量主人公内心的隐秘与可笑之处。萧红的小说拒绝这些。它让你超出自我的局限，让你震惊与自省，而不是激发你因为识透别人而来的内心隐秘的满足感。伟大的文学与聪明的文学，这就是两个才女文学境界的根本区别。
我是一个普通的高校文学教师，在上课的时候，我偶尔难以克制自己的思绪，怀着对萧红的爱尴尬地面对一脸茫然的学生。有一次，有一个学生甚至要求我打乱文学史的正常顺序，先讲张爱玲，我实在克制不住了，说了一番话：“在这个时代，阅读、热爱萧红的，只会是我们时代的精英，只有小市民，才会心甘情愿地沉浸在张爱玲的情绪中。”现在看来，话有些过了，但是，伟大的文学和聪明的文学，会拥有不同的读者群，或者也是一个基本的事实。由此，我不再会为张爱玲热的持续升温感到忧心忡忡，也不会为萧红所受的冷落感到悲哀。因为历史和文学的发展，从来都会重复这样的故事。
《中国教育报》2007年12月4日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