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超民：三轮车夫的新闻与博士导师的惊诧
时间:2007年7月19日 作者：林超民（云南大学教授） 来源:学术批评网

     新闻媒体对陈平考取云南大学专门史（中国民族史）的硕士研究生作了广泛报道，成为新闻热点之一。 
   自陈平考取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的新闻报道见诸电视、报刊、网络以来，我们就发现新闻报道中有诸多夸大不实之处。陈平连续考研十年，终于实现多年愿望，我们敬佩陈平坚定执著的追求与坚持不懈的毅力，觉得新闻报道中的一些“亮点”带有故意炒作的因子，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其破绽，不必费时费事费神与之较真，也考虑到陈平十年寒窗苦读不容易，不要造成负面影响。“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近日来，在高歌热赞陈平考研事迹的同时，对云南大学主持考试的博导不无讥讽嘲笑。有网友说：“居然连三轮车夫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博导们吃屎吧！”对于诸如此类的帖子，我们不屑一顾，一笑了之。可是我们看到香港《大公报》在2006年6月29日A33版上的中心显著位置“针砭百态”栏目，以《博导竟不知有三轮车》为题，严厉指责我们“做学问，如此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可不行。”作者义正词严地批判我们：“作为研究近现代史或者中国民族史的教授，如此远离当今中国下层人的生活，这样的学问是为谁做的，又如何能反映社会真实的一面？”他还引用领袖的话教导我们：研究社会科学，还是要到实践中去，应该到老百姓中去，那就应该知道中国有一种交通工具叫三轮车，因而有一种人叫三轮车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当引用领袖的话来指责你时，就叫做“上纲上线”，你一定是不堪改造的“臭老九”，必须彻底批判并把你“打入另册”。你“死定了”！
   逼到这个地步，我们无法再沉默，不得不把宽容与忍让暂置一边，实事求是地向新闻媒体说明事情的真相。
2006年6月21日《东亚经贸新闻》以整版篇幅率先报道了九台市三轮车夫陈平考取云南大学硕博连续研究生的感人事迹。报纸一上市便引起轰动，国内众多电视台、电台、报纸网站纷纷转载这篇报道。
    这篇报道有以下几点失实：
    首先，陈平考取的研究生不是“硕博连读”。为保证博士研究生质量，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专业从来没有实行过“硕博连读”的培养办法。每一个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都必须参加严格的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博士研究生必须通过至少5门学位课程的考试，方能进入选题研究阶段，通过开题报告后才能进入论文撰写阶段。怎么可能把一个非第一志愿，“调剂”来的，没有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考生轻率地定为“硕博连读”！

    其次，按照学校安排，组织硕士研究生面试的有中国民族史、中国历史地理、中国历史文献学三个专业的考生20多名，其中中国民族史专业的考生11名。参加面试的有5位教授，其中有两位博士研究生导师、三位硕士研究生导师。还有一位副教授、博士、也是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记录。他们分属三个专业。《东亚经贸新闻》所说4位博导、一位硕导。与事实不符。
     第三，由于考生较多，我们限定每位考生面试时间为30分钟，其中10分钟为英语口试。所以，提问教师不问专业以外的问题。对于他们的学历与工作背景因在考生报告资料中已有详细记录，加之“面试名单表”已列有他们的简况，就不必多问，也不需要他们作详细的“自我介绍”。我们只看学业高低，不问出身贵贱。
    第四，新闻报道说：“陈平原来报考攻读方向是近现代史，学校为他调整攻读方向，改为中国民族史。这是被列入国家重点的学科，全国只有两所高校有设置。”这也有不准确的地方。我们中国民族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社会需求量不大，由于“扩招”，已出现就业难的问题。我们坚持保证质量，少而精、宁缺勿滥。由于中国民族史专业师资力量较强，学校在没有征求我们意见的情况下，将中国近现代史等专业“淘汰”的考生“调剂”到中国民族史专业。在“扩招”的压力下，我们接受了调剂的考生。如不是“扩招”，我们很不乐意接受第二志愿的考生。
   事实上，国家并非只在两个大学设置民族史专业硕士点。在云南省除云南大学外，还有云南民族大学也设置民族史硕士点。全国有中央民族大学、兰州大学、南京大学、中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四川大学、宁夏大学、内蒙古大学、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都设有中国民族史专业的硕士点，不少学校还有相应的博士点。
   第五，在我用英语向陈平提问时，他表示英语听说较吃力，用中文答非所问地讲了他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工厂工作。不幸工厂倒闭，他下岗打零工，蹬三轮车。说到这里，我告诉他，这是英语口试，不能讲汉语。当面考试到此结束。考虑到他年龄较大，我们还是将他的英语成绩定为合格。
   第六，根本没有“一个问题考倒4名博导”的故事。《东亚经贸新闻》说：“今年复试时，在4名博士导师和一名硕士导师面前自我介绍时，陈平说自己是三轮车夫，这可把导师们难住了——‘三轮车夫’是做什么的？当陈平把电视剧《马大帅》中三轮车夫介绍了一番后，考官们惊呆了。”这段文字，有点像赵本山编的喜剧小品或郭德刚说的相声段子。既然我们没有要他“自我介绍”，何须讲蹬三轮车的经历？在严肃的考场上岂可任意高谈《马大帅》？如果陈平当时问我们谁是“马大帅”，在座的教授们倒是回答不出来，因为我们没有闲情逸致看耗费光阴的《马大帅》。在座的五位教授一位副教授，大都来自云南农村，其中一位博导小学毕业后就在国营农场劳动，没有上过中学，靠刻苦自学考入云南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后读硕士、博士，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登上来。她与三轮车打交道的时候，恐怕陈平还在吃奶呢！我们的博导、教授、副教授、博士没有人不知道“三轮车”和“三轮车夫”。岂会为此“惊呆”？令我们惊诧的倒是新闻记者无中生有的“高超技巧”！
   第七，说陈平是云南大学第一位40岁入学的研究生也不符合事实。1977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时，我的同学史继忠就是40岁参加入学考试，41岁入学读书的。史继忠从贵阳市到农村当过农民，参加铁道兵修筑过成都到昆明的铁路。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在一家小小虫胶厂当工人。靠自强不息从工厂考取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回贵州从事地方史、民族史研究，成绩斐然，担任贵州省文史馆副馆长，是当今贵州历史学界顶级专家。所以，我们不会因为陈平年届不惑而惊奇，也不会产生任何年龄歧视，只要他努力，他也一定能成为优秀的学者、专家。今年我招收了一个年过花甲的美国留学生攻读博士学位，相比之下40岁正年轻！
   最后，我特别要回答《大公报》殷国安先生的问题。我“生长在红旗下”，自幼就听领袖的话。早在我读初中时，就遵照伟大领袖的教导参加了大炼钢铁和大跃进。我推过板车，拉过牛车，更蹬过三轮车。就是说，在我饿着肚子蹬三轮车，经历“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陈平还没有出世呢！不知当时殷国安先生在何方？
    大学毕业后，我到农场接受再教育，犁田种地、栽秧割稻，放马养牛，什么农活、重活、苦活没有干过！后来到西双版纳勐海茶厂当工人，蹬三轮车可谓家常便饭。伟大领袖不幸去世，四人帮有幸被粉粹，我也才有机会考取研究生，读了三年的硕士课程、三年的博士课程，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一步一个脚印坚持不懈地攀登，才步入科学的殿堂。
    在我读研究生和留校当教师时，云南大学历史系就有一辆三轮车。我自己就蹬着这辆三轮车为历史系资料室、办公室搬运过图书资料，为新同学搬运过行李，也为我的导师拉过煤和米。
     作为研究中国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学者，几乎每一年我们都要到边寨山乡做田野研究，参与他们的贫困生活与艰苦劳作，自信对中国群众的了解，对至今还挣扎在温饱线上的穷苦百姓水深火热的生活的了解，对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社会的了解，不会比殷国安先生差。

    殷国安先生指责我们“如此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可”。其实，任何一个了解中国国情的人，了解中国民众生活的有良知的学者不会不知道，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不会没有三轮车和三轮车夫。这是一个老幼明白，妇孺皆知的常识。受骗上当的难道不就是殷国安先生自己？
   殷国安先生在动笔之前也不认真想一想这样一个人所共知的简单常识问题，使他在嘲笑老教授被“章子怡”骗钱的时候，自己却被编故事的新闻记者“忽悠”了；在指责博导不听伟大领袖的教导脱离实际脱离的同时，却不了解当今中国抓噱头、耍乌龙的新闻特色和弄虚作假、坑蒙拐骗成风的社会实际。不管是三轮车夫愚弄了记者，还是记者愚弄了“针砭百态”的评论家，结果应了伟大领袖的那句老话：“高贵者最愚蠢”！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发布 2007年7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