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陆出版商热炒胡兰成谈起
［台湾］ 郑明娳
摘 要：在商业社会，媒体及商人为了经济效益，可以窜改并炒作任何作品成为畅销书，而无视于对社会产生的负作用。本文以炒作胡兰成为例谈社会付出了何种代价。
关键词：胡兰成；张爱玲；今生今世；汉奸
中图分类号：I20 （2007）4-0005-03
20世纪末，张爱玲的作品在大陆重新出版，反应热烈。出版社趁机以胡兰成是“张爱玲前夫”为广告，2003年大陆相继出版胡兰成著作，并以《今生今世》为“胡张恋爱史”主打。此书出版后，竟然比畅销书还畅销。电视台再趁热打铁，赶着制作播映连续剧《张爱玲传奇》在两岸播放。此一情形，充份显现大陆成功效法港、台商业社会媒体炒作形成的强悍的阅读“霸权”。台湾媒体乱象，在2003年《天下杂志》以台湾中学教师及家长为对象的问卷调查中，被公认是台湾社会品格三大害之一。
出版商唯利是图的现象既然难以移易，知识分子是否也不问是非随着“闻鸡起舞”，帮忙撰文推销呢？
笔者认为，胡兰成的著作可以出版，做为小众学者研究之用，但不适合炒作成为大众通俗读物。笔者相信，不论世界如何变化，道德仍然是人类之异于禽兽的最后一道防线。此书出版商实在有很多不道德的作为。例如此书原名只是“今生今世”四字，但出版商增加副标题“我的情感历程”，其实此书仅有“民国女子”一章叙述和张爱玲的故事，其它地方仅片段提及，出版社却用“我的情感历程”打着通俗读者喜欢看的“恋爱史”招牌来蒙混出售。其次，胡兰成抗战时期是卖国求荣的汉奸，出版社不但在作者介绍中曲为隐晦，更删除《今生今世》中夫子自道汉奸行径的《渔樵闲话》整章，这亦是不道德的窜改。
此外，在宣传上，竟然利用台湾作家余光中《山河岁月话渔樵》一文，片段引用并断章取义地“赞美”胡兰成。按，余光中写此文是因1974年胡兰成应邀到台湾执教于私立文化大学，并先后出版《山河岁月》、《今生今世》等书。余光中此文等于是控告他的汉奸行径，且因此1976年胡兰成被逐返日本。出版社如此引用余光中的文字，是对余氏的大不敬，也是极不道德的行为。
支持胡兰成的知识分子都说，胡兰成是才子，不能因人废文。如果把他放在学术研究的领域里，笔者并不反对。研究饱读诗书的才子为何作贱自己的妻子并出卖自己的国家，也许是精神分析学上极好的课题。但是，做为大众通俗读物，笔者认为有太大的负作用，尤其是广泛需要角色模仿的社会青年，在阅读胡作之后究竟会得到怎样的人生价值观？非常令人担忧。
阅读胡兰成夫子自道的《今生今世》，看他如何作贱张爱玲，实在令人心惊。张爱玲从小缺乏爱，尤其缺乏最重要的父母之爱，她几乎是在冰天雪地之下成长，自然不轻易把感情释放出来，所以显得冷若冰霜。然而，她骨子里极度需要爱的灌溉。可惜命蹇，在她青春23岁时，竟然遇到调情圣手胡兰成，使她终身罹患情殇而不愈。
才刚跟张爱玲结婚，胡兰成就又爱上17岁的小周，张爱玲要他在两人之间做出选择，他不肯，张说“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他明知张爱玲伤情不舍，最后写来绝交信，而且仍是“心思很静”。
这个恋爱不过才一年，胡兰成私下写的婚约：“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但他何尝给过张爱玲一日静好、一日安稳？后来他自己说：“前此我有爱玲，仍要引逗小周、秀美，现在爱玲已不要我了，我反为想想是莫转王爱娟的念头”，在在说明他猎艳成癖。
胡兰成随见随爱的调情方程式，似乎只要是女人，三教九流无所不要，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品味？他对每一名女子的离去都不黏不滞，最大原因是他本来就脚踏两条船，且又可以另起炉灶吧？
胡兰成对于挑逗女人完全问心无愧，所以光明正大随意追求。在日本那个要求女性保守的国家，他也随手挑逗房东已婚的女儿。他自己说得好：“我不见得是个但求成家立业的安份人”。
胡兰成小至个人爱情大至国家民族都没有操守可言。男女之爱，如果不危害到社会，仍属私事，外人本来不必置喙。但胡兰成沾沾自喜地书诸文字，明明知道自己在“使坏”并严重伤了对方的心，仍然一再重蹈覆辙。
一个不能爱自己恋人的人，也很难会有同胞爱。抗日战争是一段极为恐怖的历史。笔者多年前负责整理抗战时期文学资料，得以阅读大量此类作品。三千五百万中国人被杀害，多次集体大屠杀，光是1937年12月13日起长达6周的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超过30万人。此外，又违反国际战争法，把俘虏解剖、毒气试验等活体实验。又在各地人为制造鼠疫、伤寒，让它普遍流行等等。这些恶行不论发生在任何地方，任何时代的读者阅读这些数据，都会不寒而栗。
抗战结束其实还不久，设身处地想一想，当前炒作吹捧助桀为虐的汉奸，对那些还浩劫余存的受难者及其家属，真是情何以堪？
其次，就一个国家民族而言，举国快速地遗忘国耻，既对不起先人，也无法教育后代。我们反对以暴易暴，也不赞成挟怨报仇，但是，一个民族一定要在国难里得到教训，提供子孙前车之鉴，尤其是如何对待外侮等等，都是需要学习的重要课题。笔者认为，在国家存亡危急之秋，如果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没有爱国情操，那么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必定亡国灭种。
作家柯灵在一篇散文中叙及抗战时期他两度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第一次幸而没有受武士道精神文明的洗礼———严刑拷打，却听够了被害者受刑时那种锥心刺骨的号叫声。”而他所以免于这种刑罚，多年之后才知道是因战前曾经为张爱玲《倾城之恋》改编舞台剧奔走相助，所以胡兰成“与日本宪兵说了，要他们可释放则释放”。可见胡兰成与日本侵略者是串通一气的。更可见当时无辜受虐的作家不知凡几，例如惨死于日本宪兵队手下的陆蠡等人，让后人读来引起多大的怨悱！
有人把胡兰成跟周作人相比，后者抗战时期也沦为汉奸。但周作人在抗战胜利后，不像胡兰成到处亡命猥琐躲藏，而是在家等着被判刑坐牢。一个人犯了错，在他被惩处服刑后，社会理当给他新生的机会。此外，周作人在“汉奸时期”，曾全力保护北大校产，并曾营救过一些抗日份子，多少也算做过一些好事。可是胡兰成从来没有为他的汉奸罪服过任何刑。他笔下不但从来没有为自己卖国求荣有任何悔过之意，甚且文过饰非。
当前已是地球村的世代，我们不必要求每个人定要爱自己出生的、成长的国家，如果一个人更喜欢别的国家，大可以移民去做那个国家的公民，不会有人说他叛国。但是，任何世代的终极道德标准是：一个人不能居住在他护照上的国家、享受那个国家的权益，却做出背叛那国家、伤害那国人民的事情。朱西宁说，“日本视为国宝，尊为大人的胡兰成先生”如果那么喜欢日本，大可以归化为日本人，没有人会批评他。可是，胡兰成是以中国人的身份做出卖中国并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行为，这在任何世代都会被定义为有罪的叛国者。
对女人/国家都毫无忠诚度的人，不但从无愧疚之心，尤有甚者，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说：“我是政治的事亦像桃花运的胡涂。”竟然用“胡涂”两字轻轻松松推卸伤天害理的责任，令人惊讶。
最后，笔者想谈的是，情操究竟重要不重要？人类之所以异于禽兽，就在有情感，人类情感之可贵，就在于情感可以延展成有宽度又有厚度的情操。古今中外，人类历史上所赞叹的、文学艺术作品能不朽的，不是经常依赖这个主题么？一个人能够爱人、爱家、爱社会、爱国家，是多么的珍贵！我们难道不应该发扬光大么？可是，在20世纪，以美国马首是瞻的高度商品化的全球社会，金钱已经日复一日主导一切，任何东西都可以用金钱买到，除了物质，也包括精神，例如理想、信念、忠诚、情感都可能被“出卖”的世代，人情越来越浇薄冷酷，人类越来越孤单寂寞，忧郁症成为世纪流行病症，学者咸认21世纪将益形严重。
这样的生存环境是人类想要的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每个人都要力挽狂澜。人类需要温馨、可靠的情感，只有展现情操的力量，才呈现生命的意义，这是人类的终极价值。对社会有影响力的人，例如公众人物、出版媒体，都应该肩负维持社会道德的基本义务，让社会朝向正面发展，才是人类之福。否则，历史终究会做出最后的审判。
转摘自新华文摘2008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