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外感受中国崛起

张维为

（张维为，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现任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等职。上世纪80年代曾担任邓小平等领导人的英文翻译。）

  海外的“中国热”

　　中国的崛起似乎是一个无处不在的事实。置身国外时，对此感受尤深。我1983年访问泰国的时候，泰国还鲜有来自中国的客人。我下榻的饭店经理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我：“你真的来自‘红色中国’？”我离开之时，他说：“请向邓小平总统问好。”而今天，中国游客已成为泰国最大的客源。10年前我到台湾访问，在台南市中心一家餐馆吃小火锅，老板娘听说我来自中国大陆，惊讶得盘子几乎掉在地上：“你跟我们长得一样啊？”而今天，台湾很多计程车司机都会说：“听说大陆进步很快呀。”实际上，整个中国周边的地区，从朝鲜、韩国，到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甚至到澳大利亚，几乎一夜之间，中国游客就成了他们最大的客源。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人民币几乎都可以兑换了。

　　在欧洲，“中国热”也一直持续着。除了商店里有很多中国制造的产品外，带有中国文化元素的东西，从中式老家具到老子的《道德经》都很受欢迎。瑞士的名牌表店，家家配上了华人职员。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现在每周有54个航班直飞北京、上海、广州、香港，上座率近百分之百。与中国崛起有关的讨论会一场接一场，让人应接不暇。

　　2007年深秋，我参加了在里斯本举行的中欧论坛会议，葡萄牙总统致词强调：“欧中关系的前景无比开阔。”

　　拉美情况也类似。我到巴拿马参观闻名世界的巴拿马运河，巴拿马和中国还没有外交关系，但运河管理局的经理一听我来自中国，便为我一人单独介绍了半天这条运河的历史和今天，最后说：“我们早该和中国建交了。”我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计程车司机问我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我说“中国人”。他以拉美人特有的夸张口气说：“中国人来了，我们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在巴西，—位多次访问过中国的学者对我说：“20年前，上海比不上圣保罗，现在圣保罗比上海落后了一大截。”

　　我在发展中国家讲学，一提起中国经济30年内增加了10倍以上，并且提前12年实现了联合国2015年极端贫困人口减半的“千年目标”，听众甚至会自发鼓起掌来。正因为这样，今天的非洲也特别关注中国。莫桑比克工商部官员对我说：“我们欢迎中国的投资。越多越好。”在约翰内斯堡，一个黑人教授对我坦言：“非洲很难重复中国奇迹，因为上层没有邓小平这样的领导人，下层缺少中国人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一次在内罗毕谈中国发展模式，一位听众问：“中国出口到非洲的产品质量不怎么好，这是什么原因？”没等我回答，会议主持人、肯雅塔大学的校长就说：“过去日本产品的质量也很差，中国很快就会赶上来的。”讲座结束，我坐上计程车回旅馆，司机听说我来自中国，对我说：“中国货质量还不错，但中国人建的路更好，车开上去真舒服。”

对中国崛起的不同态度

　　对于中国的崛起，除了赞誉之外，也有不少担心、疑虑甚至反感。我去意大利米兰做访问教授，一位当地学者私下对我说：“很多意大利人害怕中国人。中国人来了，把经营不下去的杂货店和餐馆都买下，然后开意大利餐馆，卖比萨饼和面点，比我们意大利人做得还好、还便宜，再加上偷税漏税，我们怎么竞争？”意大利和西班牙后来都出现过针对华人的骚乱。

　　有一次我去巴塞罗那开一个讨论中欧关系的学术会议，见到法国前总理法比尤斯，他对我说：“我们欧洲人心里真是有点害怕中国，不是担心你们要打仗，而是担心这么一个问题：除了需要人与人直接接触的服务外，在几乎所有其他的领域，中国最终都可能成为我们的竞争对手。”我最近去非洲也有这样的感觉：随着中国在非洲影响的迅速扩大，不少当地人开始抱怨中国产品损害了非洲的民族工业，抱怨中国人不与当地居民接触。

　　美国人对中国崛起的心情更是复杂。我前年到纽约出差，住在曼哈顿向东区的一所公寓里。临走时，我的美国房东老太太以略微犹豫的口气问我：“现在我们是朋友了，你能不能坦率地告诉我，中国和美国之间以后会不会打仗？”老太太在朝鲜战争时期是美军护士，知道中美交恶给双方带来的代价。美国近期的民意测验表明近三分之二的美国公众认为美国应该和中国发展互利合作的关系。但一位资深的美中问题专家私下对我说，美国一方面感受到了中国的崛起已势不可挡，但另一方面，又很难接受一个不信上帝的民族，一个“共产党国家”竟然会成功，竟然要与美国平起平坐。与欧洲相比，美国的宗教势力影响更大，意识形态色彩更浓，这也影响了很多美国人对中国事务的判断。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人自己十分清醒。中国知道自己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遏制和消除腐败、缩小贫富差距、建立社保体系、推动生态文明、推进法制建设和政治改革、确保中国的长治久安等等。

中国崛起背后的智慧   

　　中国国家财力的增强，为我们今天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和回旋余地。去发展中国家访问，如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尼日利亚、肯尼亚，就会发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典型现象：城市街道的人行道少，马路上的路灯少，有路灯也不一定亮，不少地方的垃圾堆成山、阴沟污水四溅，但几乎没人管这些事。这实际上反映了政府治理能力疲软和财力不足。不少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干脆主要依赖有限的外援，国库空空又导致了官员和军队的极端腐败，基础设施缺乏、公共服务非常有限，甚至连邮局、医院都处在半倒闭状态。

　　我自己出去访问，很注意观察街上无所事事的人是多还是少，并以此判断一个国家发展的潜力和势头。去约翰内斯堡、去开罗、去阿尔及尔、去金边，你可以看到游手好闲的人很多，说明这些国家失业问题严重。去孟买这个被称为“印度的上海”的大城市，你会感到无所事事的人比上海要多好几倍。仅此一点，就可以得出结论：孟买赶上上海，谈何容易。

　　我20年前第一次访问瑞士，感觉到瑞士生活的快节奏，匆匆上班的人群和他们急促的脚步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当时国内还比较优哉游哉。现在，中国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忙碌的国家，特别在沿海城市，生活节奏比世界任何地方都快。当然物极必反，国内现在也开始讨论放慢生活节奏的问题。这是一个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中国人最终一定会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但是从一个社会来看，生活节奏加快，确实是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必经阶段。这一点也反映在中国手机的迅速普及上。我感觉没有其他一个国家使用手机的人比中国多。

　　中国神话般的崛起，背后确实有很多智慧。中国的崛起不只是经济总量、外贸总量、外汇储备总量、国民生产总值、高速公路总里程等，而且是一种新型的发展模式及其背后的指导思想。这个模式并非十全十美，恰恰相反，它还衍生出不少问题，使我们自己在国内抱怨这个、抱怨那个(其实别国老百姓的抱怨不比我们少)。但是与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相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非洲推行的“结构调整方案”和美国在俄罗斯推行的“休克疗法”)，中国模式的效果要好得多。

(授权转载务必注明来源“ 金羊网 -- 羊城晚报 ”2009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