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悲剧的美育作用

何雁　熊元义　2009-06-05 光明日报 　　

当前的文艺创作中,存在着一种“娱乐至上”的倾向。这种追逐感官刺激和享乐的现象,是和悲剧创作的缺席紧密相连的。而悲剧创作的缺席,则在一定程度上标示了中国近现代美学传统的断裂。

　　在中国近现代美学史上,那些为中国近现代美学奠定基础的先驱,是高度重视悲剧的美育作用的。1904年,蒋观云以“中国之演剧界”为题在引进西方的悲剧概念的同时强调了悲剧的美育作用,认为“虽然,使剧界而果有陶成英雄之力,则必在悲剧。”而“夫剧界多悲剧,故能为社会造福,社会所以有庆剧也;剧界多喜剧,故能为社会种孽,社会所以有惨剧也。”因此,蒋观云提出要发展悲剧,革新国剧。“而欲保存剧界,必以有益人心为主,而欲有益人心,必以有悲剧为主。”(《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阿英编,中华书局,1960年3月,第50—52页。)蒋观云这种对悲剧的美育作用的认识对后人影响很大。蔡元培在比较中西戏剧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美学观念,“即西人重视悲剧,而我国则竞尚喜剧。”他挖掘了中国人竞尚喜剧的思想根源,“盖我国人之思想,事事必求其圆满。”(《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34页。)在美育中,蔡元培格外重视悲剧的美育作用,认为悲剧特别感人。可见,为中国近现代美学奠定基础的前驱虽然轻视喜剧的美育作用是偏颇的,但他们重视悲剧的美育作用这一传统则是弥足珍贵的。

　　我们要发扬光大中国近现代美学重视悲剧的美育作用的传统,要在美育实践中高度重视悲剧的美育作用。

　　一、重视悲剧对人的历史意识的培养。伟大的悲剧作品往往洋溢着一种乐观精神。这种乐观精神绝不是廉价的,而是对历史发展的清醒认识。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人们缺乏深厚的历史意识,就很容易为一些短视的“世论”和历史的表象所迷惑。而伟大的悲剧作品可以促进人们对整个历史运动的把握,从而超越各种各样短视的“世论”。张承志在他的一系列散文中反复地讲这样一个故事,即一个拒绝妥协的美女的存在与死亡,提出了“世论”和“天理”的尖锐冲突。这个能歌善舞的美女,生逢乱世暴君,她以歌舞升平为耻,于是拒绝出演,闭门不出。可是时间长了,先是众人对她显出淡忘。世间总不能少了丝竹宴乐;在时光的流逝中,不知又起落了多少婉转的艳歌,不知又飘甩过多少舒展的长袖。人们继续被一个接一个的新人迷住,久而久之,没有谁还记得她了。在这个拒绝妥协的美女坚持清洁的精神的年月里,另一个舞女登台并取代了她。没有人批评那个人粉饰升平和不洁,也没有人忆起仗义的她。更重要的是,世间公论那个人美。晚年,这个拒绝妥协的美女哀叹道,“我视洁为美,因洁而勇,以洁为美。世论与我不同,天理难道也与我不同么?”张承志认为“天理”与“世论”是根本不同的。“世论”只认强弱,不认是非,绝不相信历史发展是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过程。在邪恶势力的强大压力和打击下,我们是妥协退让和屈膝投降,还是坚守理想和奋起抗争?当希望姗姗来迟时,我们如何忍受这漫长黑夜的煎熬和暴虐毒箭的侵扰?的确,对于无数的个体来说,也许抗争是前途渺茫的,甚至是看不到希望的。因此,很多人都松懈了斗志,放弃了理想甚至作人的尊严。这些人在强大的邪恶势力挤压下不是跻身邪恶势力的行列,就是在轻松逗乐中化解强大压力。他们随波逐流,在迎合中混世;他们麻木不仁,在屈辱中生活。“世论”就是这些人苟活的产物。张承志所说的“我们无权让清洁地死去的灵魂湮灭”,无疑是对这种苟活哲学的坚决抵制。可见,伟大的悲剧作品摒弃了“世论”和伸张了“正义”。因此,当历史发展出现小人得志、正不压邪的现象时,伟大的悲剧作品可以帮助人们破除了历史表象的迷惑,看到希望。

　　二、重视悲剧对人的担当意识的培养。在唐代诗人陈子昂的诗《登幽州台歌》中,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置身在广阔天地和悠久历史中的个体,是多么地孤独寂寞。但是,个体如果主动自觉地承担“古人”和“来者”之间的延续,就将格外充实。这就是说,陈子昂的这首《登幽州台歌》不是或者至少不完全是渴望“古人”和“来者”的提挈,而是勇敢主动自觉地承担延续“古人”和“来者”之间的精神文化血脉,即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这是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最为宝贵的品格。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虽然深知天下经常出现无道,但是,他们仍然以弘道为己任,守护和捍卫“道”。孔子指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出也。”孔子坚守道和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弘道上真正做到了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舍生取义。这种精神文化血脉在优秀中国知识分子中代代相传和延续。如果我们的生命和正义是结合在一起的,那么,即使生命遭到毁灭,但是仍然可以显世,可以不朽。在中国悲剧中,正义是在一代一代的奋斗中得到延续和发展的,即中国悲剧的悲剧人物即正义力量是在同邪恶势力的反反复复的斗争中，克服重重困难和阻遏，最后消灭邪恶势力并取得胜利的。因此,这种悲剧作品可以增强人们自觉的担当意识。

　　三、重视悲剧对人的超越意识的培养。在西方悲剧理论发展史上,席勒和黑格尔,不但把握了悲剧冲突,而且正确地揭示了悲剧的美感是这个悲剧冲突的解决的反映。席勒和黑格尔的悲剧观虽然头脚倒置,但贯穿着一种宏伟的历史观。中国悲剧与黑格尔的悲剧观相比,这种宏伟的历史感似乎更加显著。中国悲剧在反映现存冲突和解决这个冲突中,不但敌我界线分明,而且是非分明,爱憎分明。在中国悲剧中,既有正义力量和邪恶势力的先后毁灭,即冲突双方的先后毁灭,也有正义即道不但得到延续而且是克服重重困难和阻遏后取得最终胜利。在这一方面,它和西方悲剧没有根本的区别。但是,中国悲剧对现存冲突的解决不是形而上的,而是形而下的;不是诉诸某种“绝对理念”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而是诉诸从根本上解决现实生活的矛盾和冲突的物质力量即正义力量。这样,中国悲剧就和西方悲剧从根本上区别开来。中国悲剧的正义力量在道德上是比较完美的,没有罪过和不义。他们不是因为自我的局限而遭受毁灭,而是因为邪恶势力过于强大。而正义力量在大团圆这种现实世界的延续和发展中经过不懈地努力和奋斗,最终战胜和消灭了邪恶势力。这种正义力量终将战胜邪恶势力的历史真相,在现实生活中也许难以看到,但在伟大的悲剧作品中却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人在沉重现实生活中遭遇挫折和打击,甚至还会出现牺牲,这是悲痛的;但是,人经过坚持不懈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则是愉快的。人们在感受伟大悲剧作品时既有难抑的悲痛和愤恨,也有强烈的愉悦和振奋。而当前中国不少文艺作品不是努力挖掘那些悲剧人物在沉重生活中的抗争,而是着力表现这些人反抗的失败和幻灭。在这些文艺作品所反映的一些人的生活中,斗争和发展停止了。这些人在异化中虽然感到自己的毁灭,从中看到自己的软弱无力和一种非人生存的现实,但是,他们仍然屈服于既成的不合理的秩序,放弃了斗争。也就是说,当前中国有些文艺作品自觉或不自觉地迎合甚至强化了有些人投降和背叛的阴暗心理。与此相反,伟大的悲剧作品则培养人的审美超越意识,使人获得改造现实生活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