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师散记              夏军

----贺许嘉璐先生从教五十周年

余少也顽陋，初识先生之名，要到上大学之后。上古代汉语课，用的是王力先生主编的教材，编写者中就有许嘉璐先生。那时在我的印象中，王力先生是一位饱学诗书的老先生了，于是就想当然地以为，同他一起编书店，一定是他的同代人，也该是位学富五年的“老”先生吧。后来才了解到，许先生参编这套教材是在1961年，方才20出头，大学毕业留校任教的第三年。我感到十分惊异，若非天资过人者，孰堪以弱冠之身肩此大任？及至亲见教材编写组当年的合影，许先生目光炯炯，雄姿英发，方始信然。这套教材，是我踏入古汉语研究的入门读物，大学四年与我朝夕相伴，由此也暗暗结下了许先生与我的师生缘。

没想到十几年后，我竟然能忝列先生门下，亲聆先生传道、授业、解惑。记得一次见先生时，是在上海的衡山宾馆。其时先生已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了。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素所敬仰的先生，而且又是一位如此有学问的国家领导人，心里不免揣揣，且自己平素又拙于辞令。正犹疑间，先生大概是看出了我的紧张，就故意从轻松的话题入手。他首先是安庆时，不由得爽朗地笑了，说：“我是祖辈也是安庆的。”接着就说起了他的先人是如何从安庆到淮安，又从淮安到北京。几句话下来，我凭空“结交了”这样一位和蔼的“老乡”，紧张的心情逐渐平复下来，就比较放松地向先生汇报了自己的学习计划。

虽然在一般人印象里，搞古汉语研究的大多数是些皓首穷经、不拘言笑，甚至有些“讷于言”的先生们，然而在过许先生的课以后，这样的刻板印象往往即刻便被“颠覆”了。上课时，也许是为了活跃气氛，先生常常故意和我们说一些学界掌故、遗闻  事，或编出一些小笑话，使大家在一乐之余，加深对所学内容的印象。再加上先生又有很强的模仿能力，并且他似乎也很乐意展示自己的这种“才华”，所以课堂上经常是他自导自演，模仿得惟妙惟肖，而台下则是笑声一片，互动十分热烈。例如有一次讲到“逆”的“迎接”义，他先从字形结构上分析入手，从甲骨文讲到小篆，接着征引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最后引用了《左传·恒公元年》中的一段用例：“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他着重讲了“逆”和“送”两个动作，孔父之妻从对面远远地走来，华父督始则惊艳，以目“逆迎”之，行“注目礼”；待其错身而过后，依然恋恋不舍，不断“回头留恋地张望”，以目“送”之。先生以边讲解，一边模仿，听着皆进入他所营造的那种境界中，这是他猛地又来一句大白话：“可能在座的女同学也碰过这样的‘华父督’吧。”同学们一时联想到现实生活中许多这样的“马路求爱者”，不禁哄堂大笑，“逆”字段用法牢牢地记住了。

先生还喜欢模仿各地方言，我所听到的就有粤语、沪语、四川语、湖北话等，每一种方言似乎都能够得到仿佛，传其精神。不过就我所熟悉的上海话而言，乍一听很像，可回过头来一琢磨，则又不免带有点“洋泾浜”的问道，在韵味上有点“那个”。然而我们也不愿点破，让先生继续在那里讲得眉飞色舞，怡然自乐。印象较深的是有一次讲到“义界”问题，先生左手把着烟斗，保持着他那“硝烟弥漫”中的经典动作，学起了黄侃的嶄春话：”季刚（黄侃字）先生曾经说过：‘一个名词底面既是一句话。’“一边说还一边摇晃着脑袋，如同以前段私塾先生吟四书一般，作陶醉状，仿佛真在“回又想起了他本人并无缘面见黄侃，于是有在后面加了一句：”这是当年陆颖明（宗达）先生告诉我。”

先生身居高位，行动没有我们这些百姓“自由”，不过出于学者的敏感，他对着会语言现象依然十分关注。他常利用上网、视察等机会，一方面了解社情民意，另一方面也顺便搜集一些社会语言发展的动态。他随身携带有一个巴掌大小的便笺不本，一遇新鲜的语言材料，边随手记录下来，为以后的教学、研究积累素材。有一次，为了说明民间语言的鲜活生动，他马上掏出这本便笺本，给我们念了一段“采风”所得：“远看羊角风，近看法轮功。走进再细看，在打‘小灵通’。”这段新民谣，以调侃的笔调描绘了一幅打“小灵通”的人因信号不好而呼天抢地的画面，十分生动传神。

先生讲课很有气势，而且又博闻强识，对古代文献极熟，所以往往旁征博引，滔滔万言。但尽管如此，每次给我们上课前，先生能够依然作了很认真的准备。有一次，先生在北师大作了一场题为《词义是怎么演变并被解释的——词义的主观因素考察》的学术报告，偌大的报告厅被学生挤得水泄不通。先生从人的主观视角入手，探讨了心里认知在语义研究中的作用，其中关于词义的可解与不可解、语境与语义的理解的关系、语言的社会性和个人性、语言形音义各部分的统一于不统一等论述，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所有这些，讲座前不话费大量的时间作精心的准备，是不可能讲得那样充分、前面而富有启发性的。而先生白天又整日忙于国务，这些备课都是在夜深人静，别人进入梦乡后进行的。先生的书斋名曰“日读一卷书屋”，他自我解嘲地说：“现在恐怕只能是天天‘夜读’一卷书了。”从先生那被灯光“漂白”的书桌上，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受到其主人的师者本色和学者风范。

在学术上，先生继承了近代以来开一代风气之先的“章黄学派”的优良传统，强调文字、音韵、训诂想结合，义理、考据、辞章想贯通，追求的是一个“朴”字，对时下某些没有实质内容，依靠胡弄玄虚、玩弄名词游戏来哗众取宠的所谓“新说”十分反感。但先生的思想绝不保守，他所提倡的是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的推陈出新。他常要求我们不要只局限在自己专业的小圈子里，要“抬头看看天”，除语言学专业的书要多看外，历史学、宗教学、哲学等相关领域的知识也要有所涉猎。先生是这样要求我们的，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近来来，先生除在传统的训诂学、《说文》学方面继续钻研外，还在文化学、应用语言学等领域奋勇开拓，特别是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成和发展、推动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国家战略、促进中文信息处理应用研究等领域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工作。

在教学方式上，先生也是不拘一格，并不局限在课堂上。我们最喜欢的，跟着他四处“游学”。有一次是在2005年4月，先生带着我们一班弟子游览北京的潭柘寺。他首先给我们讲了“先有潭柘寺，后又北京城”的历史掌故，接着在参观寺院的时候，又给我们当起了“解说员”，其间穿插着说了很多我们以前没有听说过的佛教历史和文化。站在潭柘寺的苍天古木之下，沐浴着和煦的春风，，我们真有了“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感觉。

                                                              2009-11-16日《中国教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