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袁伟时回顾20世纪
2011-01-02 来源: 羊城晚报
1931年出生的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进入他的80年代。近些年来，袁伟时因为其独立的历史研究、深切的现实关怀，以及敏锐的思想和直言不讳的风格，被誉为“老革命，新青年”。岁末年初，袁伟时回顾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后指出，中国曾经在三个关键时刻错失了良机，在新的历史机遇前，知识分子应该对四个理论问题进行思考
告别20世纪已经整整十年，应该对有关问题作一些回顾。
有一个观念总是在我的脑袋里纠缠，就是清理中国人所欠的债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方方面面，都在偿还历史欠债，包括思想上的债务。中国走过那么曲折的道路，但是没有产生跟这个苦难的历程相适应的学术和思想成果，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职，希望有年轻人、中年人能完成这样的任务。我愿意将自己考虑过的一些问题，提供给大家做靶子。
20世纪三个关键时刻
中国人20世纪的这条路走得那么坎坷，是由于三个关键的时刻被打败了。
辛亥革命前后。1901年开始的清末新政，1906年以后进入政治体制改革预备立宪阶段，本来发展比较正常，但几方面结合起来，这个过程中断了，宪政进程中断了。首先是大清帝国朝廷腐败、软弱，没有改革和发展的全盘计划。其次，在汹涌澎湃要求改革、要求宪政面前，不能当机立断，立即召开国会，推行宪政。再次，作出错误的决策，把民营铁路收为国有。无视洋务运动失败的教训，不但不全力支持民营经济，反而走回头路，将民有铁路收归国有。当民众不满，保路运动兴起，不是顺应民情改正错误，跟群众对话，而是派兵镇压，激化了本来可以化解的社会矛盾；而且由于调军入川，留下一个空档，革命力量揭竿而起。武昌起义，政权易手，宪政机会再次浮现。不幸，眼巴巴看着机会再次消逝。
在世界历史上，辛亥革命是一个很窝囊的革命。英国革命产生的《权利请愿书》是辉煌的，美国《独立宣言》和《权利法案》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思想高峰，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也是一个划时代的文件。辛亥革命怎么样？非常可怜！孙中山就任总统的宣言只讲了民族、领土、军政、内治、财政五个统一，就是没有讲到怎样切实保障中国人的权利。5天以后发表《对外宣言书》才提到“天赋人权之万难放弃”，而这个宣言还是外国人帮忙起草的！这些不是偶然的失误，这次革命的主要思想支柱本来就是大汉民族主义！实绩也很窝囊。经济、文化、教育，没有革命也会持续发展，考察革命业绩主要看政治。可是，不但政治上没有实现民主共和，反而走向极端，袁世凯和国民党两极合力，摧毁了民初的宪政。
1912年到1927年的北洋政府时代。这个时代经济发展是辉煌的，1912年至1920年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3.8%，1912年至1936年工业年平均增长9.2%。这些业绩最主要的缘由是市场经济确立。一个落后国家确立市场经济后，总有一个比较快速发展的时期。这与革命无关。思想文化上，北洋时代是20世纪最自由的年代，有过军阀杀记者或其他摧残自由的记录，但那是个案，总的说来自由度是最大的。再回顾一下中国现代学术史，多数20世纪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大师都产生在北洋时代。
段祺瑞1924年11月24日就任临时执政，到1926年4月19日黯然下野，是挽救共和的最后一跃，希望用和平手段挽救中国，而以失败告终。他是被谁打败的？这就讲到今天的主题：民族主义和极端思潮的结合。辛亥革命所以那么窝囊，因为它的主要思想动力是民族主义，是想推翻少数民族政权。段祺瑞之所以被打败，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以孙中山和国民党为代表的极端势力破坏了他的和平救国计划。
上世纪20年代流行全国的是打倒列强、除军阀两个基本口号。打倒帝国主义，当时一部流传很广的书是漆树芬的《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中国经济》。现在重读这部书，将近100年了，他讲的那些东西是非常片面的，与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比较一下，是非就十分清楚了。现在我们的主要行业、我们的外贸至今还有一半左右是外资和合资企业占有的。你能说今天的中国是殖民地吗？另外即使20世纪上半叶国际关系极不平等的状况下，中国的民族资本也是不断发展的。
1946年的政协决议是挽救中国宪政最后一次机会。结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双方都不愿意退让，最后以战争手段决出胜负。
知识分子的四个理论问题
从这三次打击得出什么教训？有很多很重要的东西，很多理论上的问题需要答复。
首先是怎么看待这个时代。
19世纪以来中国人一再走错路，根本原因是对时代认识不清楚。我们面对的是全球化时代，是中国要融入世界的年代。但是我们只看到这个过程不合理的一面、强权的一面，帝国主义怎样侵略、压迫我们的一面。
资本追求的是通商、利润，拓展世界市场，和平通商达不到目的，就以血与火开路。历史以铁血开路的，比比皆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怎么应对？日本人半成功，中国人完全失败。这里面就是由于对全球化的时代不清楚，“天朝上国无所不有”，与你们贸易不过是大皇帝的恩惠！这样的愚昧思想至今还有市场。新老左派仍然想出各种离奇古怪的理由在经济和文化乃至学术领域“反对帝国主义”、反“殖民化”！
中国政府2001年毅然参加WTO，是一个历史性的贡献，终于认识到这一条了。但是作了这个决定以后还是不断有人要反对。
说得更彻底一些，我想现在的时代不但是全球化时代，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迈向大同年代了？应该承认，世界正在走向一体化，世界管理委员会或者地球管理委员会的雏形已经出现了：安理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国际法院，还有联合国下面的各种各样的国际组织。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政治家、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应该想一想这个问题了。现在民族主义思潮那么厉害，怎么化解？不从这个背景上，从整个时代的性质上，彻底去化解，彻底去剖析，我认为不可能彻底回答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随之而来，知识分子、知识阶层怎样认识自己？江平说知识分子应该是坚持独立性、批判性，这非常正确。历来界定知识分子的特性都坚持这两条。独立性、批判性，绝对不能丢。但是为了化解极端思潮，我认为应该加一个：建设性。
作为文学语言来讲，村上春树所讲大墙与鸡蛋之间，永远站在鸡蛋那边，完全正确。知识分子是政府的监督者、批判者，这是对的；但有没有合作的一面？从江平先生、还有不久前过世的我们非常尊敬的蔡定剑教授的实践来讲，也有跟政府合作的一面。既然纳税人拿出20%-30%的GDP来组建一个政府，为什么当它施政正确的时候，我们除了监督它、批判它，不能跟它合作办事？我认为这个问题要讲清楚。
第三个理论问题，中国的宪政正在生长。以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和延安农民看黄碟事件为标志，中国人在不断地捍卫自己权利，中国人的公民意识在觉醒，这是宪政最深厚的基础。它的经济基础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前提就是公民的自由权、财产权。只要市场经济在发展，这个过程不可能中断。我们应该积极参与这个过程，批评妨碍宪政的措施，另外一方面又支持那些积极的因素。
第四，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现在的民族主义思潮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利用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应该尊敬，“文化大革命”摧残传统文化无疑是罪恶，希望永远不会重新在中国土地上出现；但是传统文化应该有一个边界。在我看来，这个边界就是在制度层面上它不可能发挥重要作用了。现代社会，现代国家，它的制度在各国是大同小异的。有人提出是不是要发挥儒家的“外王”作用，我想这是错误的。只有个别地方个别枝节之处它可以有这样作用，总体上是不可能的。每一个国家的现代社会制度都有它的特点，但是根本上的要求达不到的话，你就不是现代社会，不是现代制度。
我们要是不想中国再走一次大弯路的话，思想上要争取打赢。知识阶层，在不同岗位上，都可作出自己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