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黄老师
樊星
谁能想到永远开朗、乐观的黄老师竟然会那么快就离开了我们？虽然此前有一年
多的时间里，就得知他老人家情绪一直不佳。有时开会遇见了，问候他老人家，答复
常常是一声叹息：“唉，我得了抑郁症，怎么搞的！……”。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
噩耗来得太突然太突然！
这世上，有太多太多的太突然！
往事如烟……
往事如梦……
最早知道黄老师，是从唐弢先生主编的那套《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后来考上了
华中师范中文系的研究生，听黄老师讲《郭沫若与中国浪漫主义思潮》的课，才领略
了黄老师富有诗人气质的讲课风采：记得在讲到郭沫若的名篇《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时，黄老师立在了讲台边上，两臂尽力向上伸出去，两脚也情不自禁地尽量踮了起
来，热情洋溢地背诵道：“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那一
刻令我想到：讲课就应该这样！不仅仅是传授知识，而且传播文学的魅力！
下了课，因为我住的研究生陋室与黄老师的家都在东区，有时就一起步行回去。
在路上，他常常会问最近看到什么好文章没有？他的专业方向是现代文学，却对当代
文学的发展十分关心。有时听到我提及一篇他来不及看的好文章，他会马上从手提包
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再从口袋里找出一支笔来，把我提到的文章作者、发表的报刊期
号记下来。那份求知的热情，令人难忘！当然，他也常常会问我看了那时风头正健的
青年评论家的文章没有，边谈边评论说：“钱理群进步好快！前几年我在北京，还给
他们那个研究生班讲过课……”谈着谈着，他会眯起眼睛，好像沉浸在当年的回忆中
（他老人家常常这样，谈着某一个话题，会突然“意识流”一小会，神游于只有他自
已才知道的往事与回忆中）。有一次，他十分高兴地对我说：“你看了我写的那篇关
于郭沫若与现代科学的文章冇？刘纳看了以后，给我写了一封信唻……”边说边急急
地在他那个厚厚的手提包里翻了起来。翻到以后就指给我看：“你看啊，她说我对现
代科学非常了解，文章很有新意……”边说边指着信上那几句话念了起来，得意之
情，溢于言表。黄老师是一直以能够得到年轻人的表扬为自豪的。有时，当他发现年
轻学人的观点新到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时，他会认真掂量那新见。记得有一次，他的一
位博士生在开题报告中将鲁迅看作一个解构主义者。此论一出，理所当然受到了质
疑。但那位同学坚持己见，后来写出了论文。在将论文提交黄老师看时，黄老师觉得
有点吃不准，就请了教研室一位晚辈同事看，没想到得到了那位晚辈的激赏。黄老师
在那天晚上给我打电话，征求我的看法时，说了句：“某某某就说论文写得很好！看
来说鲁迅是解构主义者还是可以的吧！”正因为黄老师不懈地追逐着文学的新潮，才
在晚年一直宝刀不老，频频在权威期刊上发表宏论。我有时打电话向他祝贺，他的回
答非常可爱：“还不是为了那个名！”
黄老师在学术上是常青树。因为他有一颗永远年轻的心。
他喜欢跳舞。有一度天天早晨在招待所门前和一帮同龄人跳，非常投入、非常专
业地跳。我有时表扬他舞姿非常专业，他很认真地告诉我说：“我是交了六十块钱上
了舞蹈培训班的呀！开玩笑！不过我的水平虽然可以，舞姿却不是太好，我晓得。”
他也喜欢唱歌。在为他庆祝七十大寿的宴会上，大家请他表演一曲。他专门邀了小孙
女上台同歌一曲当时红遍大街小巷的《两只蝴蝶》，并特意告诉大家：“这支歌，是
我跟我的小孙女学会的！”那情景，至今难忘。晚年，他一度为了出国积极温习英
语。有一次听见电话铃响，我拿起来一听，里面传出了不那么流利的英语：“Is
that Professor Fan Xing?”（是樊星教授吗？）我正纳闷是谁，下面就是黄老师的
笑声了：“怎么样？我的英语还可以吧！”我非常开心地说：“Excellent!”（好极
了！）当然，黄老师晚年最为人称道的，是喜欢上了写诗。有一次他问我：“你知道
你离开华师以后我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吗？”我回答道：“心态更年轻了吧！”他笑着
回答说：“不对。是我开始写诗了！最近文学院组织去泰国旅游，我看了人妖表演，
马上联想到‘异化’问题。回来就写了一首《幻美之旅》。《长江文艺》最近可能会
发表。”我马上向他表示祝贺，并说：“您一鼓作气再写上二、三十首，然后我们给
您开一个诗歌研讨会！”他非常感兴趣地说：“呃，真的喔！”不久，黄老师来武大
参加博士论文答辩，席间我将黄老师开始诗歌创作的新闻告诉给各位评委，并说：
“黄老师，背一段如何？”我以为他会笑笑而已，没想到他老人家真的放下了筷子，
从头背了起来——那可是一首长诗啊！好一阵，大家都没有动筷子，听他背诵，一直
到背完以后，掌声响起来……
在黄老师的一生中，也经历过政治动荡、社会凋敝的岁月，可“文革”过后，他
为什么依然能保持一颗年轻的心？有一次和他聊起了这个话题。他的回答是：“哪个
不想快活呢？可惜我们这一代人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受到了压抑，”说到这里，他感
伤地摇了摇头，继续说：“你看看郁达夫，人家那生命的质量……”那时，我才意识
到，黄老师内心深处，其实是有创伤的。只是，他平时从不将那遗憾流露出来。他也
曾经多此谈到他生命中的两次遇险（一次是大学毕业留校以后，去山区讲函数课，遇
大雪天，赶掉了一班车，没想到那班车后来翻在了半路；还有一次是晚年去恩施讲
学，那里的弟子留他多玩两天，他因为有事提前回来了。就在他回到武汉的第二天，
同一航班遇雷暴在飞到武汉上空时失事），也许，就是因为经过了这样的险情，“曾
经沧海难为水”，他才看淡了人生的风云，悟到了生命的可贵。他在做学问中找到了
超越感伤的兴奋点，在跳舞、唱歌、学外语、写诗中挥洒了生命的热情。和他在一
起，大家永远是笑声朗朗的。常常，我们这些学术界的后来人在谈到黄老师时，都互
相勉励：一定要向黄老师学习！活到老学到老，快乐到老！就像有一首“革命歌曲”
唱到的那样：“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也正如革命现代京
剧《红灯记》中那曲唱腔唱到的那样：“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黄老师是个快活人。但他也有十分严格的时候。他的研究生入学以后，他常常会
拿那些他带过的很有出息的研究生（如金宏达、艾晓明、周晓明、李俊国等等）做例
子，讲他们是如何出息的，激励后来的研究生见贤思齐。当然，这样一来也就会给那
些学弟学妹们带来一些压力。我就记得一位学妹在入学以后听黄老师谈了那些话，回
来告诉我们：“哎呀，我们怎么能跟艾晓明他们比呀！”有的研究生入学以后兴冲冲
地把自己的文学作品拿给黄老师看，没想到被黄老师泼了冷水：“读研究生期间，全
力以赴做学问，不要搞创作！”据说这是他一直坚守的一条规矩。（而在我看来，如
果研究、创作两不误，不是更好么？）说到我自己，也一直记得这么一件事：当他开
始招博士生时，曾问我是否有意报考，我当时正在赶一本书稿，就说“我缓一年考
吧！反正早一年晚一年无所谓的”，没想到他以少有的批评口吻对我说：“今后，你
们这些人都是必须在博士的层面上竞争的！你看某某某就很有远见，早早出去读了博
士，一回来，什么都有了！”那一幕，至今记忆犹新。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考上
了王庆生教授的博士生，黄老师有次在家中宴请弟子们，还请过我参加了一次（当时
我正在参与他的研究课题《中国20世纪文学现代品格论》，并担任了该课题的副主编
之一），使我十分感动。据说，后来黄老师曾经对他的弟子们说，有三位已经有影响
的学人报考他的博士生，却因为种种原因，失之交臂，其中，就算我一个。而我，则
从来就觉得自己一直是黄老师的学生和忘年交的。
虽然，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黄老师饱受抑郁症的折磨，可当我去医院看望他老
人家时，那位中年护工谈起黄老师时的感动仍然使我感到，黄老师在最后的日子里还
是浑身散发出了感染人的人格魅力！那护工是这样告诉我的：“他真是了不起咧！那
么有名的教授，还给我们讲诗！他可以住单人病房，但是他不住！他说那样太没意
思。他喜欢热闹，喜欢有人跟他讲话。有时可以下楼，散步的时候他就给我讲诗！真
是个好人哪！您放心，他肯定会好起来的！”可哪想到……当我在青岛机场看到我的
博士生（是黄老师推荐考我的博士生）发来告诉噩耗的短信时，我不敢相信，永远乐
观的黄老师怎么会那么快驾鹤西去！
我是不相信人死如灯灭的。我是相信灵魂不灭的。当我们在谈论那些已经离开我
们的前辈时，当我们在梦中与他们重逢时，我相信就是他们的灵魂重新回到我们中间
的时候。这样的谈话与重逢绝不仅仅是记忆可以解释得了的。那些欣悦的灵魂，那些
以自己的生命之光照亮了周围人、感动了身边人的灵魂，尤其是那些饱经风霜，依然
保持了乐天的气质、进取的精神，并且创造了学术与生命的奇迹的灵魂，能够永远陪
伴着我们，去继续生命的旅程，不就是灵魂不灭的证明吗？每想到此，我就感到死亡
不再可怕。
（ 来自纪念专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