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林语堂视觉下的中国人

                ——综论《阿Q正传》、《祝福》、《吾国与吾民》

                                        港大：何洵怡

内容提要 以鲁迅和林语堂的博识，他们对中国人及其社会的见解必然值得我们深思。本文从鲁迅《阿Q正传》、《祝福》和林语堂《吾国与吾民》整理出两方面相近的观点：一、中国人的缺失，尤其是他们怯懦、消极、老猾性格；二、社会的特权阶级欺压下层百姓；妇女遭受不平等待遇。然而，由于鲁迅和林语堂性格和写作目的不同，他们在上述共通点以外各有侧重。鲁迅在悲观中要国民惊醒，并在反抗中带出一丝希望。林语堂生性较乐观，他把中国文化全面介绍给西方，因此亦说出中国人的优点，譬如宽容、知足、幽默；他自己也以这样的心境欣赏中国文化的美善。总括而言，无论现实与人性如何黑暗，鲁迅和林语堂都提醒我们另有不屈和平衡的力量。

20世纪初的中国是大变动的年代。政治上，这个古老民族一直遵行的帝制慢慢瓦解；社会上，旧的思想和生活要面对来自西方的挑战。辛亥革命形势上推翻了清朝，但整个中国似还没准备面对新的年代。毕竟，这个民族有三千年根深蒂固的过去。在新旧交替时刻，中国人的心态面貌一定是多层次的：有紧抱传统、有激烈求进、也有兼容新旧。金耀基指出，转型期社会亦出现“过渡人”：（Transitional  man），摇摆于新旧中西之间。这系列中国人在文学的形象是怎样呢？传统有什么优势？优者，如何影响中国人的气质？劣者，又如何求变以改善困局？本文试从两个作家的作品细致探索这些问题。

鲁迅（1881-1936）和林语堂（1895-1976）是公认的文学大家，对中国人观察入微，又能够透过作品把他们精辟的见解表达出来。背景方面，他们都是经历由帝制到民国的中国人，活在同一个年代，甚至有交往。更重要，他们都是思想深刻的大家，有自己的独立见解。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1921）和《祝福》（1924）所呈现的乡镇有低下阶层的人物，亦有上层的新旧知识分子，作品触及民族本质与生存问题。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1935）向西方全面介绍中国文化，令他在国外一举成名。他用散文笔法，以具体生活例子指出中国民族、社会、文化的特色。在有限的篇幅，本文会集中讨论这三篇作品的人物和观点，以审视“中国人“这个主题，但也会援引一些鲁迅和林语堂其他作品为证。结构方面，本文主要从两方面归纳二人相同的看法，然后指出二人不同处的侧重点。

                     一 中国人性格的缺失

民族性格是长久积淀而来的。首先，面对生活的艰难，中国人偏向忍气吞声。鲁迅笔下的人物多的是这样性格，阿Q最明显，其他还有闰土、孔乙己、后半生的祥林嫂等。阿Q明明是男子汉，为什么给人多番欺负也不反抗？至少可以发怒、辩白吧。然而阿Q就是胆小，赵太爷和钱秀才这些有权有势的人打他，他不还手，连姓氏也竟可不要；赢了钱却无端给人抢走，阿Q也不追究。他怕得连街上的闲人也不敢得罪，何况当差的？官府诬告阿Q作反，要把他枪毙，阿Q死到临头也不争回自己的性命。鲁迅真的把中国人的麻木、庸弱、怯懦说到极致。其实不只是低下阶层，上层者亦如此，例如富有的赵家明知阿Q是窃匪，也不举报，一方面贪图其赃物，另一方面怕结怨，无谓惹祸。因此在更大的事情上，就算家园遭P，他们被革命党恐吓一番后，也不再作声，“渐渐的都发生了遗老的气味”。中国人就像奴才般，把自己压得完全没有个性和气概。

林语堂认为这种忍耐（patience）是中国人三大恶质之一。“忍耐的特性为民族谋适合环境之 结果，那里人口稠密，经济压迫使人民无盘旋之余地，尤其是，家族制度的结果”。中国人一向都不是独立的个体。在人口众多的大家庭生活，若大家不兼容，磨擦会无日无之。因此忍耐是群体生存的必要条件；再推而广之，中国人可以忍受苛政暴君、天灾人祸，盼总有一天痛苦会过去。表面上，中国人好像很吃得苦，但实际上他们不思考改善之道，亦一味退让，故林语堂和鲁迅皆否定这样卑屈的心态和行为。

其次，中国人消极冷漠，缺乏不平则鸣的是非之心。中国人向来崇敬孔孟仁义之道，本应诚厚，但吊诡的是鲁迅笔下尽见冷漠，甚至冷酷众生；一方面乃上述原因，另一方面是出于伪善的人性。《祝福》的主角无疑是祥林嫂，但读者决不能忽视小说结构上首尾呼应的“我”。鲁迅小说的旧式读书人，例如鲁四爷、赵七爷、高老夫子等，愚昧固执，我们只能把改革不合理习俗的期望寄托于年轻一代。然而，这个新知识分子“我”是怎样的人？他有上一点所说的怯懦，面对保守的四叔，他不欲多谈新党之事，只闷闷退下；他也不敢犯四叔之讳而多问有关祥林嫂的消息。犹有甚者，他冷漠不仁；面对祥林嫂穷途末路的询问，他诸多推搪，没有安慰或伸出援手。及后，为怕惹祸，他一直盘算尽快离开家乡。得知祥林嫂死讯，他的反应竟是觉得她死得合宜，认为无聊者如祥林嫂这等人，不该生在世上。如今走了，“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在小说结尾，“我”享受新春节庆的快乐，种种不快一扫而空。一条悲惨的人命就这样摒除于无有；大家所说仁义、理想社会都是嘴头的，一落到切身处境，就全部变质。鲁迅想告诉我们的是，连所谓有思想的新知识分子也冷漠不仁如斯，中国是没有希望了。

新旧知识分子的冷漠不是个别现象，广大民众亦如此。《祝福》的群众对于祥林嫂被掳袖手旁观、对于祥林嫂儿子遭狼吃掉的故事听得生厌；及后祥林嫂去世，那获知消息的短工只是神色淡然。《阿Q正传》的群众如出一辙，旁人有难他们不相助，甚至嬉笑围观：看到阿Q受辱和不准姓赵，他们都说阿Q荒唐，自己去招打；看到阿Q欺负小尼姑或阿Q与小D打架，他们不阻止，甚至叫好。最后可怜的阿Q被枉判死刑，他们只想看囚犯游街时唱戏而没深究判刑的真相；一般舆论都说阿Q坏，不然他不会被枪毙。这就是鲁迅要反映残酷、非理性、是非不分的世道。

林语堂同样指出中国人的冷漠（indifference），并认为是中国文化特有的产物。环境塑造性格；中国人长期生活在人治体制下，“个人权利一点没有法律保障，只有模棱两可的冷淡消极态度最为稳妥而安全”。中国人若要生存，就不会强出头或仗义执言，否则像很多历史教训般，正直之士遭专制的当权者杀害。然而，林语堂没有指出为什么中国人在“各家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保命哲学之外，还有幸灾乐祸的残忍心态？鲁迅说反映的现象比林语堂更深刻悲哀，更指出人性的阴冷。

其三，中国人的恶质是过于老猾事故。笔者认为这点是鲁迅和林语堂审视中国人极精辟的见解。先从林语堂的定义说起。他认为老猾者（old rogue）“经历了许多人生的况味，出现实例、冷漠的行为，对进步抱持怀疑态度。他们给你圆滑而和悦的脾气。……老猾是中国最高智能的结晶，其弊病是限制理想主义(idealism)和行为，粉碎一切革新的愿望和嘲笑人类的一切努力”。这段说话，仿如阿Q性格的注脚。阿Q这个乡下小流氓，既贫穷亦没有学识，但他不承认这点，也不奋发向上，反取笑胜过他的人和事以掩饰自己的不足。例如他看不起受居民尊敬的读书人，认为将来自己的儿子会更出色；他亦嘲怒城里事物，觉得自己比谁都有见识。别人取笑他头上的疮疤，甚至打他、侮辱他，他不积极改善问题，反而以“圆滑”自得的藉口响应别人和宽慰自己，然而那些原因却是极为荒诞和泯灭尊严的，譬如阿Q自认为虫豸求饶，心满意足觉得自己乃“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他不断把自己的卑屈和软弱全数和悦地滑过去。最可悲的是，就连性命也不保了，阿Q快给人杀头，他虽也心急，但并不十分恼怒，反觉得人生总碰上某些事，不是这样就是那样，没法避开，那就无所谓了。沉重的事情轻轻一滑又抹掉，鲁迅的讽刺实在到了极致。

不独阿Q，其他人亦如此老猾世故。乡下人看到阿Q有点钱，明知他是窃匪，仍恭维他。后误认为阿Q为革命党，连有财势的赵家人也叫他“老Q”、“阿Q哥”，极懂时务。《祝福》的新知识分子，为了怕惹麻烦，但面对绝境的祥林嫂，不单没有助她去除迷信思想，或安慰之，反而言谈吞吐，甚至用“说不清”搪塞过去，事后还自鸣得意，觉得自己的答案十分滑溜高明。别人指斥孔乙己偷书，他却争辩说“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他巧妙地以所谓“仁义忠信的读书人”这块招牌遮掩自己贪婪、不法的行为。故此，不论无知的、有知的、守旧的、新派的中国人在本质上都流露老猾的性格以自保或自利。

林语堂认为中国人这样的德行不可取，令整个民族变得消极和过于屈从。他指出究其原因是中国人除儒家外，也受到老子道家哲学影响。《道德经》的精神就是超脱老猾，讽刺人类一切努力和理想为徒然。但道家哲学的好处是为在仕途上失败的读书人提供体面的下台阶，以精神上圆滑的方式纾解其痛苦心灵；他们可以退隐山林，享受大自然的乐趣。由于道家哲学有这样妙用，林语堂大胆指出中国人的本质倾向道家多于文化上的儒家。对于一般人而言，老猾性格的恶果是办事不认真和流于表面；只要换个说法就可应付了事，何乐而不为？鲁迅虽然没有从道家角度解释中国人滑溜性格成因，但其笔下事故、自欺的人物乃其辛辣讽刺的对象。

二 中国社会的缺失

以男性为中心、重人情、轻法治的观念渗进中国家庭、社会、政治各层面。于此，我们看到鲁迅小说笔下两个群体：特权者和处于弱势妇女。林语堂对于前者有一针见血的看法：中国的读书人掌握知识，得到社会礼遇，但更重要，他们因考试成绩佳而做官。这些官员和士绅很自然因利益关系与当地富商连成一气，形成有财势的特权团体。林语堂特别斥责这批作恶的儒生为“寄生虫”，为祸社会。《阿Q正传》的赵太爷和《孔乙己》的丁举人可随意打人，滥用私刑。当权者为了面子、利益，例如把总和举人，可以胡乱诬告人，最后令阿Q枉死。百姓一方面忌惮他们的势力，不敢作声，另一方面也因为愚昧，觉得这批人知书达礼，见过世面，可以成为权威者。例如《头发的故事》的村民会否剪辫子，是要看既是士绅又是富商赵七爷的行事；《离婚》的纷争要靠那个与知县大人结拜为兄弟的七大人作最后裁决。然而可悲的是，在闭塞的社会，这批所谓话事者都昏庸无知；他们本身亦跟不上变化的新时代。

中国传统妇女是受到压迫和扭曲的一群。林语堂指出“妇女被束缚的程度，随孔子学说之进展与日俱深”。儒家学说由强调服从的妇德至宋代而成为崇拜贞节，到明代更加强为公家制定的法典。寡妇的贞节道德受到表扬，整个家族也获得光荣。在新旧转变的年代，这方的力量越强大，另一方，即妇女乃自由、有尊严的个体，就承受巨大的压力。祥林嫂受千夫所指，包括最后连她自己亦因迷信而自责，乃源于寡妇再嫁这原因。“不详和不洁”的妇女难容于传统的农村社会。但讽刺和可悲的是其实祥林嫂也不愿改嫁，只是她强横的婆婆为了利益逼她嫁到山里人家。这个婆婆在家庭熬过一段日子、取得权力后反过来伤害和自己走同一道路的媳妇，其人格变得残忍扭曲。因此，从某个角度而言，中国妇女在上节所述有缺失的中国人群体下，她们比男性更逆来顺受、更痛苦、甚至可以更冷酷。

三 鲁迅对丑陋人性的指斥与反抗

鲁迅看到中国人和社会的缺失，但也意识到生存的悲哀和人性的丑陋。在《呐喊》序言中，他清楚指出推动文艺节目的是惊醒愚顽的国民。他作品大多是铁屋子比喻中的昏睡者，那些怯懦、麻木、老猾、无知的人，像狂人的大哥、咸亨酒店的掌柜、康大叔、七斤嫂、王胡、柳妈等一干人，当然还有群众。但除了基层外，还有读书人和官绅，他们总该有些冲出去的想法吧？但鲁迅指出他们同样是昏睡者、旧一辈士人，像孔乙己、赵七爷、鲁四爷、陈士成、高老夫子、七大人等全都保守庸弱；新一辈或有一点知觉，但很快又睡下去，如涓生、方玄绰、《祝福》的“我”，他们都是虚伪、赖皮之徒。令人更沉痛的是有一批新式知识分子，他们虽醒来，但又不得已沉下去，如《在酒楼上》的“我”和吕纬甫、《幸福家庭》的男人、《孤独者》魏连殳；他们不甘心昏睡，还有一点良知，但却要生存在巨大险恶的环境，因此内心较涓生和方玄绰等那批人痛苦。最后，真的只有少数几个清醒者，那是说，他们有反省，如狂人、《一件小事》的“我”、《孤独者》的“我”等；他们睁眼看清自我和环境，然而他们没有行动，或行动受阻，力不从心。故此，鲁迅看到不单是中国人，更是人性普遍虚伪、矛盾、软弱的情态。

在污浊的社会和阴暗的生命里，鲁迅仍抱一线希望，此乃汪晖所说的“反抗绝望”，挣扎着尝试以行动改变自身环境，例如祥林嫂最初抗拒婆婆的安排，偷偷逃出来打工自力更生；《离婚》的爱姑不甘受大家庭欺负，大吵大闹，甚至要夫家“家败人亡”。她们有觉醒，跳出受限制的角色而争取自主的生命。此外，还有《一件小事》有情有义的车夫和《药》为革命舍身的夏瑜。虽然笔者认为这些行动仍带有灰暗色彩，祥林嫂最后给掠走和命运多舛 ；爱姑给那个七大人的威势吓得屈服；夏瑜坟上的花环牵强得只有血馒头般红白二色。这些情况反映鲁迅内心极为痛苦和矛盾，但他仍然让清醒者发声，那是他给人留下最后一点尊严。因此，鲁迅作品思想是多层次的。文评家黄继持指出鲁迅曾经受欧洲、俄国的思潮影响，但又不局限其中，因为他不断自我省察，其生命与民族生命忧患与共。个人与国家一样，就算在深渊中也不能完全弃绝自己。刘再复也有和黄继持相似的看法；他认为鲁迅比当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深刻在于两方面：一是鲁迅不单在制度上，还在文化层面批判传统，指出惟有救治国民的灵魂，中国才能真正改革。二是鲁迅超越启蒙，他从“生存”层面进入“存在”层面。鲁迅的孤独与悲怆。那是说，鲁迅除了是关怀社会国家的文学战士外，也是反思自己、人性、生命的思想家。

        四 林语堂兼容中国人与文化的优缺点

林语堂《吾国与吾民》的写作对象是西方读者，因此他要避免偏重某个激烈观点。此外，他的性格较开放随和，故在指出中国人性格缺失之余，也平衡道出其优点。首先，怯懦、逆来顺受的另一面是中国人的和平、宽容性格。中国人受理性的儒家思想影响，待人以善，不嗜战争；就算有争吵也要尽快妥协和解。林语堂称之为“涵养”。其二，消极、冷漠的另一面是中国人知足常乐的心境。中国人的物质生活不及西方人，也没用西方法律权利的观念，但较容易满足，穷开心就是福气。老子说“知足不辱”，内心能胜过外在环境，而中国文人也着实懂得享受四园之乐。中国人要求很低，就算最后生活什么也没用，但只要天上一轮明月，也可玩赏。他会安静活下去而不怨天尤人。其三，世故老猾的另一面是幽默感。中国人很现实的，自己失败了或看到不平事，那就以滑稽心态面对之。“幽默对卑鄙罪恶常采取容忍的态度，他们把嘲笑代替谴责”，那就是不把事物看得过于严肃。其缺点在上文已有论述，其优点是老庄这类哲学为中国人开拓另一空间，使其走过挫折和伤害。林语堂就是以中国人这三方面优雅特质——宽容、知足、幽默­写出另一本著作《生活的艺术》（1937），谈中国人的生活、艺术、大自然的享受。至此，王兆胜指出，林语堂的态度有所调整，渐渐更多思考中国文化的长处。他在1936年赴美后，不觉也把自己变为笔下潇脱的庄子和苏东坡了。
   若说鲁迅入世，那么林语堂游走出世、入世之间。林语堂的生命轨迹有关心社会，抨击不义与荒谬的事物，在海外不忘家国；但作为文学家，他给与读者的是对丰富生命的启发和品味，在人生悲喜中持宽容的看法。林语堂在中国现代散文史自成一家，有“幽默大师”的美誉，在他数十本蜚声国际的著述中，始终怀着旷达善意的人生信念。他晚年所著的《信仰之旅》（1960），可反映其对中西不同思想的见解。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对林语堂《吾国与吾民》有极高评价：“与所有伟大作品一样，《吾国与吾民》横空出世了。此书满足我们一切要求：忠实、毫不隐瞒一切真情；其文笔卓越、幽默而优美、严肃而愉悦。作者能欣赏和明白古今。我认为这是历来谈论中国最忠实、深刻、完备、重要的著作。”赛珍珠本人在中国成长，了解传统中国，但她觉得自己亦不及林语堂这样透彻认识中国，又能以客观态度，用英语向西方表达中国的真实面貌。除了美国学者的赞誉外，笔者认为林语堂思想最有价值之处是他兼通中西文学，因此既能真诚剖析中国传统文化，也能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对自身文化作出反思。

五 总结

鲁迅和林语堂二人性格、文学取向不同，但始终关心中国人这个命题。本文籍由鲁迅《阿Q正传》、《祝福》和林语堂《吾国与吾民》剖析尤其处于20世纪初社会转型期中国人的面貌。鲁迅作品成书较早，林语堂是阅读过的。但林语堂具强烈的独立思考，否则他不会再30年代和鲁迅因主张不同而距离渐远。

他们不约而同从两方面看到中国人的问题：性格方面，中国人过于忍耐怯懦，只会委屈接受逆境；对于别人的事，他们冷漠、怕出头、甚至去到不理是非的地步。可以说，中国人聪明计算，他们以这样麻木、老猾的方式在黑暗多于光明的时代生存，但安分守己活下去。社会方面，男性及其衍生的特权阶层取得主导。士绅、官员、富商因相近群体性质和利益而结合一起，欺压低层和弱小民众。妇女是其中受害者，她们要对男性绝对服从和持守贞节的牺牲精神，丧失作为人的个性和自由。当然，鲁迅和林语堂不止提出上述问题，本文只是归纳两点他们重要的看法。

至于不同处，鲁迅对中国人格和社会的看法较林语堂沉痛。不论普通群众、知识分子或上层权贵，他们都是昏睡者；即使那些可以寄望推动改革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他们骨子里都是自私、冷漠、虚伪、软弱的。鲁迅在深切的愤慨中带出一丝反抗，那怕是微笑的、一时的、少数的行动，也可能打开缺口。他自己也属于这一类，希望用笔杆唤醒昏聩的国民；他在老大恶劣的环境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由于鲁迅有锐利的目光和激越感情，他所看到的不单是中国人的面貌，更是人性阴暗的本质和生存无奈的悲哀；然而他继续前行，展现了人的坚毅和尊严。

林语堂的立足点异于鲁迅，他游走于局内与局外，以较宏阔的视野看中国人和文化。他的《吾国与吾民》是向西方读者展现中国文化因此他的观点兼及中西文化比较和指出中国人的优缺点。在上述中国人性格的三方面恶质中，他同时看到中国人的涵；在艰难处忍辱负重，尽量以宽厚的心与人为善。纵使生活困顿中国人知足常乐，懂得珍惜一己仅有些微的东西。人生无疑苦多乐少，但中国人能以睿智、幽默的心灵面对在山穷水尽处开拓抚慰伤痛的空间。恶中有善，善中有恶，这样的论述吊诡却真实。，就像铜币的两面，善与恶，既并存亦相斥，在乎用者一心。但总体而言，林语堂比较从审美和灵性角度欣赏中国人的生活艺术，至中年及以后这个观点越加强烈。此乃新文学前卫者全盘否定腐朽国故以外的另一思考。余英时指出，《吾国与吾民》与《生活的艺术》说描绘的中国其实反映了30年代一部分中国知识界的文化取向，而不能完全看作林语堂一个人的独特见解。诚然，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中，不是只有守旧和激进的对立，也有反省两边的优缺点；林语堂自己也属不断探索、求变求善的一群中国人的写照。他在20年代《剪拂集》时期像勇猛的革命者抨击传统文化的陋习，然而他亦没有盲目崇洋。至30年代他写《吾国与吾民》的时候，较从平和的心态看人生；他没有“过渡人”般在夹缝中迷失自我，而是以豁达、理想的情怀拥抱中、西、新、旧文化。

总括来说，笔者认为鲁迅和林语堂都是铁屋子里少数的清醒者。他们道不同，却互相尊重；他们冲破困局的方式不同，一刚一柔，但都是沛然力量，令大多数昏睡的中国人得以警惕、启发，从而获得锐变的信念和勇气。

          （转自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文学评论》2012.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