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清华人大三校比较论

                                                              (2012-08-03 )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办学传统

                                                   温儒敏 
 
                                                            （在人民大学讲演稿的节选）

         我今天要讲“大学文化与大学传统”，是很大的题目，不妨大题小做，比较
一下清华、北大和人大三个学校的不同校风。三个大学都在海淀区中关村一带，几乎
毗邻而居，北大清华更是一墙之隔，可是彼此“性格”明显差异。我来妄加评论，也
算是有些“条件”的，我和三所大学都有密切的关联。本人是人大的校友， 1964年入
学， 1970年分配离校，在人大待了6年（那是大学本科五年制）。我的青春岁月是在
人大度过的。从1978年到现在，我在北大先当研究生，然后留校当老师，迄今 33年，
是很地道的“北大人”了。而清华呢？也有关系。清华中文系建立之前，我被清华校
方聘去教过两年的课，是面向全校的选修课。我还在清华南边的蓝旗营住了十年，买
菜散步都去清华。我的导师王瑶先生，和导师的导师朱自清先生，原来都是清华的，
我也等于是“师出”清华。我是人大的校友、北大的老师和清华的居民，对三所大学
还是比较了解的。那么就说说自己的印象吧。

     可以从校训说起。校训往往凝结了一个学校的历史，反映一个学校的文化背景和创
建历程，体现一个学校的办学宗旨和精神追求。人大的校训是“实事求是”。这句话
出自《汉书·河间献王德传》，其中提到了“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这句话因为毛
泽东的引申，变为现代非常流行的成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说到“实
事求是的态度”。他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
在联系；“求”就是研究。不凭主观想象，或一时热情，不凭书本，而是凭借客观存
在的事实和详细的真实的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从材料中引出正确
的结论。 “实事求是”已经成为我们党和国家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导精神。党中央的机
关刊物就是《求是》嘛。人大把“实事求是”作为校训，体现了一种办学的理想。人
民大学的传统大致也可以说是追求 “实事求是”的。

  人民大学是中国共产党一手创办起来的学校，从延安大学、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
学，到五十年代建立的人大，一直是党的“嫡系”学府，一个致力于培养干部的机
构。现在的人大附中很有名，大家不一定知道，其前身是 “工农干部补习学校”，高
玉宝、郝建秀和当时很多有名的干部，都曾在这个学校学习过。五六十年代的人民大
学，有点类似党校，主要就是培训干部。我考大学的时候是1964年，报考的时候，招
生简章中人大是放在北大前面的，位置很高。人大是60年代初才开始招收应届毕业生
的。人大办学，与社会、政治、党的需要紧密联系。在我上学时，人大最好的系就是
党史系、马列哲学系、政治经济系、计统系、工业经济系、农业经济系等。人大的政
治风气浓，当时每个星期都有政治报告，由一些部长和政要来讲，校园里时时刻刻都
能够感受到时代的脉动，学生总是被被告诫不要脱离实际，不要忘记社会的责任，要
关注现实、有责任感和务实精神。老实说，我的大学时期是很压抑的，动不动就要被
批评个人主义，或者白专道路。后来文革爆发，全校分裂为“人大三红”和“新人
大”两派，打得不亦乐乎。“派性”矛盾延续很长时间，直至人大复校之后。

   说人大比较务实，是从好的方面讲，这确实也是人大的一个传统。现在对人大的办
学传统好像很多微词，连毕业生也每每抱怨母校。大家不满，是这个学校过于“政治
化”。现在处在 “去政治化”的时代，对人大的传统就更加反感。大学办得很“政治
化”固然不好，但政治是“去”不掉的，所谓“去”也只是一个相对的说法，是要矫
正以前过于政治化，以伸张个人空间。人大的确是政治性很强的学校，对它这个传统
要分析地看。五六十年代，新中国刚刚建立，处于冷战时代，那时候不仅中国非常政
治化，美国也十分政治化，苏联也是非常政治化，整个世界政治上都很敏感。当时毛
泽东、共产党虽然有“左”的错误，但也不能因此全盘颠覆历史。看人大的传统，也
要用这样一种历史的观点客观地评价。我看到一些从人大毕业的学生，把人大的传统
说得一钱不值，心里不是滋味。

  人大有人大的特点，不要拿清华、北大做标准来衡量人大，每个大学各有千秋。幸
亏三个大学都还有点个性，各自有所不同，如果都变成了北大或者清华，那会很糟
糕；都变成人大，更是不可想象的。现在各个大学趋同的“平面化”现象似乎越来越
严重，也令人忧虑。人大的校风倾向于务实。这所大学历来重视社会科学，重头戏是
社会科学，它强调服务于政治斗争与经济建设。务实，是它的优势，当然，有时又可
能趋向庸俗化。不仅是人大如此，当年整个社会都是这样，就是趋时，紧跟，要求步
调一致，容不得独立思考。北大、清华在文革时期不也是紧跟？不也是出过“梁效”
这样的政治打手？部分原因是时代使然，也有部分原因在于学校的风尚。一个大学跟
时代跟得太紧，缺少必要的距离，也就缺少必要的培养自由思想的土壤，缺少独立
性。这也是人大的遗憾吧。

  另外，作为文科大学，人大历来对社会科学特别是应用性的学科很重视，对人文学
科就比较轻视，不太愿意在这些方面投入。以前语文系在人大是无足轻重的，历史系
因为有党史，稍微受到重视，哲学系则几乎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天下。这都显得比
较偏狭。没有厚重的人文学科，整个文科包括社会科学也就难于支撑起来。好在这些
年在纪宝成校长支持下，人文学科特别是传统学科得到发展。不可否认，关注社会，
紧密联系社会，服务于时代，这是人大的一个特点，现在还是。“研究无禁区，发表
有纪律”这话有矛盾，不让发表就等于禁止研究嘛。能不能开放一点，让人大这样的
学校多做现实问题研究，也包括某些禁区研究，实事求是发现问题（包括有争议的敏
感的问题），从内部提供相关决策部门参考。应当容许不同的声音，而不是舆论一
律。人大有它的优势，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及其他大学所没有的优势，但也有它某
些方面的缺陷。它过于趋时、过于紧跟，这对于一个大学人才的培养、科学研究，是
有不良影响的。

    再说说清华。清华的校训是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句话来自《周易》的乾坤
两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乾坤代表天地，用
这两句话来阐释符合天地的德行，用这句话来激励师生不断努力，奋发向上。用现在
的话说，是既符合规律，又有良好的内涵修养。我觉得清华的校训非常好，内涵丰
富，本身给人一种很阔大的感觉。据说这是梁启超给清华定下的。

    说到清华传统，人们马上会想起二十年代的清华国学院，还有王国维、梁启超、陈
寅恪、赵元任四大国学导师。老清华是综合性大学，文、理、工科并重，文科的影响
更大一些，和当时的北大不相上下。老清华的传统是中西合璧，放达而自由。清华本
来就是用庚子赔款建立起的留美预备学校，很开放的，所以如果讲传统，这就是清华
的传统。但后来就有问题了，老清华的传统断了。其实有两个传统。二三十年代老清
华是一个传统，1952院校调整后，这个传统断了。它的文科和部分理科都移到北大等
校，清华没有文科，完全成了一个工科的学校了。现在讲得很多的清华传统，是老清
华的传统，五十年代完全断了。

  不过五六十年代清华又形成了另外一个新的传统，那是在蒋南翔校长的领导下形成
的。这个传统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务实、纪律”。清华流传甚广的一句话是培养
“听话出活”“又红又专”的人才，所谓纪律也就是“听话”，懂规矩。清华强调的是“行胜于言”，你们看校园里现在还是到处插有这句口号的标语。记得1981年中日女排比赛，
中国队大胜，全民欢腾。北大学生当晚点起扫帚当火把游行，喊出的口号是“振兴中
华”；而清华学生的口号则是“从我做起”。也可见两校之不同。

     院系调整以后，清华以工科为主，清华的“务实”主要是和工程建设有关的。五六
十年代，每年在新生入学时，清华校园里挂起来的标语就是“清华——工程师的摇
篮”。清华的培养目标是很明确的，就是工程建设人才。清华的学生很苦，做实验，
做工程，参与老师的项目，扎扎实实干，动手能力比较强。老师就是“领导”和“老
板”，令行禁止，团队精神格外看重。清华也看重素质培养，比如重视体育，但目的
还是很明确：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清华的学生比较受社会用人单位喜好，跟他们
比较务实，听招呼，是有关系的。

     除了务实，清华也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学校，是一个很有章法、很讲效率、讲纪律
的学校。上面有什么动静，清华总是立马跟进，往往出经验，出典型。清华的工会、
党组织都是很强的，工作做得井井有条，在全国都有名。清华不仅培养工程实业人
才，搞汽车、搞水利、搞建筑，还很注重培养干部。清华果然也培养了很多干部，很
多高层官员。省部级以上的大官，清华出身的占了相当大比例。难怪有一句话说：
“大清天下”。有些人否认从政的必要，但从国际上看，名校毕业生从政并不稀罕。
这当然也是一种贡献。清华有它的优势，它的校风是务实的，纪律的，是强势的，甚
至有点傲气和霸气的，但对比一下老清华，会发现现今的清华缺少某种东西，那是一
流大学必须的自由的空气和独立的精神。清华的工科很强，但文科比较弱，这些年凭
着清华这招牌，不愁罗致人才，包括许多文科的拔尖人才。我认识的不少北大的著名
学者，为清华的条件吸引，都奔向清华去了。清华正在恢复完全的综合性大学。但转
去清华的一些学者又都抱怨，说清华受拘谨的工科思维统治，很难伸展个性，如果要
发展文科，恢复老清华那种气度，恐怕还得费相当大大功夫的。

     现在就要讲讲北大。北大很奇怪，它没有校训。以前大饭厅（现在是大讲堂）东侧
写着 “勤奋严谨，求实创新”八个大字，一般人以为这就是北大校训，其实不是；有
时学校开会打出大标语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也不是校训。倒是有一个大家都知
道，却场面上又不被承认的说法，那就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什么这不能
堂堂正正当做北大的校训呢？可能有人担心“兼容并包”把什么都包进来了，立场不
是很鲜明，政治性不够明确。其得这个不必担心，因为这是北大的历史嘛。历史上的
北大的确就是兼容并包的。如果当初没有兼容并包，社会主义思想能够进入北大么？
共产党的组织能够在北大最先发难么？不可能。所以这个“兼容并包”也未必是件坏
事。

      北大这个学校的确是比较自由，对于各种思潮学派都很兼容。如果没有这种校风传
统，就没有北大了；没有这个就没有新文化运动了；没有它，马克思主义也无法立
足。这样来看，就不要一提到“兼容并包”就觉得很可怕。北大是个多故事的地方，
所以它的传统相对比较深厚。校风传统就积淀下来，形成了一种力量。在这种环境
下，人们就比较宽容，它尽可能地给老师学生提供更大的自由空间。不要以为北大没
有矛盾，北大矛盾多着呢，来自社会、来自政治经济各方面的矛盾，也有很多外界的
压力。但是比较多的人还是一心问学，还有比较多的人容易给他人空间。缝隙比较
多，一般不会把人逼到墙角。就是说，化解压力的可能性比较大，使人们能够专注于
学问，能够抵御很多物质的诱惑。

    我觉得北大自由也有另一面，就是管理薄弱，甚至有些混乱。这跟清华、人大一比
就更突出了。清华、人大都很注重管理有序，弄出许多规矩，不惜牺牲自由。清华、
人大的管理层比较官僚，但令行禁止，能管得住。北大人不屑于当官，管理层的地位
比不上教授，有的教授有意见拿校长是问，校长也无奈。自由的北大管理薄弱，也没
有什么规矩。我讲一个例子，大家看北大“乱”到什么程度。几年前，北大有一个很
有名的学院，大二的一个班级来了个新的班主任。一年以后，才发现这个班主任居然
是假的，是个流浪汉，做北大学生的班主任过过瘾。可见北大有多么的乱。但北大相
对又是比较自由的，禁区较少，把人逼到墙角的情况也比较少。加上北大比较国际
化，中外各种学派名家乐意在北大亮相，学生在这种环境中开阔眼界，活跃思维，比
较能激发创新。北大的学生往往心气很高，张扬个性，乐于批判性思维，容易被看做
不合群，不“听话”。北大的毕业生在社会上往往被另眼看待。北大是个奇妙的地
方，这里的学术空气适合天才的发展，因为提供了较多自由的空间。但是对于一般实
用人才的培养就不见是很适合，如果学生没有足够的自制力，在北大就学不到什么东
西。北大如鲁迅所说，是“常为新的”。这是优点。北大人的主意很多，实行起来就
比较难。北大人往往起得早，赶上的可能是“晚集”。

   关于北大，人们已经说得太多，我在另外几篇博客文中也有专门评说，这里就不在
饶舌了。

    对北大，没有必要吹到天上，也不应该贬到地上。对清华、人大亦如此。

    北大有优良传统，是有个性有品位的大学，可是这些年也感染上商业化、官场化、
项目化、平面化和多动症等疾患，越来越丢失传统，办学质量每况愈下。其实清华、
人大也彼此彼此，都多病缠身，你我互相竞争，又互相克隆，越来越失去个性，也就
越来越失去价值。这才是令人忧虑的。

     （ 来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432ccb01012b4o.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