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一个,另一个——《傲慢与偏见》 生活粗砺,我们爱而不怨,我们痛而不言,我们悲而不伤。 ——简·奥斯汀 据说,译者是这样形容自己的工作的:下等译匠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给原文压得扁扁的,只好忍气吞声;高等译者是“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跟原文平起平坐,谈情说爱,毫无顾忌。对我等英文蹩脚无法欣赏到原著魅力的人来说,对译著会显得尤为敏感和挑剔。重读《傲慢与偏见》,是张经浩的译本,也许是先入为主读过孙致礼的版本,抑或译文本身有问题,读来总觉得气闷。如“对姐妹俩一个喜爱一个嫉恨,占上风的是嫉恨”,以及多次生硬地说“内瑟菲尔德的主人”(不就是宾利先生么)诸如此类,让人发狂,想来,他的版本可能算不得上等的译作。 读过的译著不多,最惊叹是戴骢的《金蔷薇》,我几乎要把原作者忘却了。他译的蒲宁,刘小枫也为之倾倒。《心灵的印痕》中有那么一段,“后来下起了连绵的秋雨,把果园淋得满目萧疏,发黑了的草都倒伏在地面,空气中弥漫着雪的潮气。……我永远也不会忘掉秋天那种悲愁的气氛怎样微妙地同我轻快的心境和朴实开朗的思想交融在一起。”即便读不懂俄文甚至连见都没见过原著,我也愿意相信这个就是最好的。当然还有王道乾译的杜拉斯的《情人》何佩桦译的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 …… 重新回到《傲慢与偏见》,2013年5月《三联生活周刊》周刊以极长的篇幅来向问世200年的《傲慢与偏见》致敬,说到简·奥斯汀是个“最漂亮,最单纯也最会装的姑娘”,无论与否,她必定是个最世故也可说高情商的姑娘。但凡能写小说的人,世故想必是个不可或缺的充分必要条件,否则她怎么滴水不漏不轻不重地揶揄傲慢的达西先生呢?又怎么入木三分地讽刺柯林斯那个蠢货?当然,世故不仅仅用来攻击,爱也是需要世故来培育的。我们国家情商最高的人之二,非曹雪芹和张爱玲莫属。《红楼梦》自不必说,张爱玲的短篇《花凋》里又有“川嫦见这人容貌平常,第一个不可理喻的感觉便是放心。第二个感觉便是嗔怪她的情人如此没有眼光,曾经沧海难为水,怎么选了这么一个次等角色,对于前头的人是一种侮辱。”我在不经世事的年纪里读时,为之绝倒。甚至一度幻想若是曹雪芹遇上了张爱玲,该会是怎样的精彩,当然,更让人欢欣的是张爱玲大概也不必“低到尘埃里”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