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校开设心理室,由我负责心理咨询工作之后,常被问的问题是:“心理室有学生来吗?”
一个学校有了心理室,看似多了一个功能室,仅此而已。你可以选择去,也可以选择不去那。学校来了心理老师,看似可有可无,以致有人说,没有心理老师之前,一批又一批的学生不也一样地进来、出去,没什么大事。
若仅把它定义为一个单独的功能室,而这种功能——心理(问题)咨询又被“另眼相看”的情况下,自然地,主动前来的学生在全校庞大的学生数目面前,仅仅是冰山一角。这个现象,这种解读,这个观念,在目前我国的中小学中普遍存在,上至学校管理层,下至老师、同学。以至于,虽然教育部一早就下文每个中学必须配备至少一名心理教师,但实际在很多学校里,心理老师常“被兼职”——要不就是政治、音乐等其他科任老师兼任,要不就是让心理老师干别的活去了。甚至于还有不少学校,基于各种原因,没有配备心理老师。
心理教师的角色功能被边缘化有两大原因:往大的来讲,主要出于国情。现今科技日益发达的信息化社会,人的部分功能角色被科技逐渐替代,作为“人”生存的焦虑日渐凸显,没有不曾有过压力的人,没有总能轻松面对的人。但中国人从根性上是一个自我压抑和保护极强的族群。面对压力习惯于压抑、克制、自我消化,使得形成一种不轻易开放和袒露内心的防御。从整个国家的公共社会资源稀少,到人们意识到自身能力有限而只好不断发展自己,我们生下来就似乎有一种叫自食其力的观念,导致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容易自我封闭,往往徒增不少压力。往小的来讲,是我们教学工作者缺少对学生心理素质的重视。因为,我们教师本来就来自于封闭保守、资源匮乏的那个时代,我们习惯了自产自销,心理问题也理所应当“自产自销”。这种思想根深蒂固,不可动摇。以至于,现在有资源提供在面前,他们也会认为,这只属于少部分人,不是我应关注的范畴。
当老师认为心理咨询的对象是偏离常态的非一般人,那作为一般人的老师自然不去关注与过问,也自然而然地对学生有观念上的映入。我们不能强求老师,也不能强求这个时代的人们在对心理咨询的观念上要做出如何巨大的转变。“心理咨询”之于学校,本来就是由无到有的一个过程。
可幸,中附的领导不一样,他们分外重视心理咨询室的建设,哪怕是一个处于不起眼的角落的功能室,他们也不遗余力地支持。还记得严校在给我讲德育处剪报栏时谈到的一个观点,他觉得学生们除学习外还有很多无处释放的精力,学校恰应提供更多的场所、空间给他们释放这些精力。
可幸,中附的学生也不一样。也许是学校文化的熏陶,也许是自身的良好素质,他们对新事物永远保持开放接纳的心理。在我还没有开始正式开放心理室的时候,已经有学生“嗅”到了隐蔽在校园一角落的心理室的味道,她们、他们来询问,来参观,也似一早对心理咨询甚为熟悉的样子,单刀直入地说“老师,怎样预约做咨询?”
从去年10月底正式接受学生预约咨询开始,两个多月来我对学生们一直都是应接不暇。以至于虽然一周我只有8个时段做咨询,但两个多月来我已经接待了学生40人将近100人次,我真心喜欢她们/他们的率真与执着。他们没有一般人“害怕做心理咨询被人嘲笑”的顾虑,也没有“见心理老师就是自己有严重问题”的担忧。她/他们只对自己负责,一心为改变自身现状,让自己更好而努力。哪怕知道心理老师也只是一个她/他们生命中的一个过客,但她/他们欣然接受这样一种存在的,期待被帮助的可能。
当然,心理老师不是万能的。她只是利用她专有的知识,采用经过训练的方式,帮助来访学生在面对人生阶段某种困惑时达到自悟或自助的目的。所以,前来的同学们除了集中于处理焦点问题外,也跟我无所不谈。甚至有陪伴而来的同学在接待室读书,做心理训练。
更甚至,同学们还玩起了我为上心理活动课而准备的道具。河内塔、T字之谜、孔明锁……那可是极其挑战智商的小东西呀,我对学生的佩服油然而生。是她们改变了我,是她们更大限度地开发了心理室的使用。让我明白到,不仅谈话,我们学校需要要更多的时间、空间,让学生的“心理”说话。
如果说之前学校没有开设心理咨询室,学生就没有心理释放的需求,那断然是不真实的。如果一定要把“有严重问题才找心理老师”这观念架设在学校心理工作上,那是一种人为的绑架。作为学校德育工作重要阵线的心理工作也绝不仅仅是心理咨询这一块,希望学校的心理工作能从个人到群体,从单一问题处理、干预到集体心理素质的预防、提升,逐渐发展开去。
教育的本意是为学生的全面发展,不就是让学生获得更好地生活的能力?若在智商相当的情况下,他们能正确看待挫折与失利,积极心态迎接各种挑战,面对一时不佳的状态能及时调整,与周围人和事达至和谐,对各种现实能够平和接纳与不断自我激励,这样的学生,能不更好的生活于当下与将来吗?
展望日后,谈起学校的心理老师,每个学生都有熟悉感,而非好奇与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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