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近世中日文化交流

　　2007年12月30日，当时正在中国访问的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偕夫人专程来到山东曲阜孔子故乡参观孔庙。孔子的第７４代孙孔繁鹏作为导游陪同。过去虽然曾经也有几位日本首相到此访问，但都是在他们退职之后。而此次福田康夫则是以现任的首相身份前往。据说在参观过程中，福田康夫还向陪同者表示他在中学时代就已经熟读《论语》了。

孔子被历代帝王尊称为圣人，头衔越来越多，最终就有了一个长长的荣誉称号：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孔子。你看，他不仅是有学问，而且还是个学术之集大成者。他的学问之大，大到了可以当作圣人。不仅如此，他的学术成就主要是关于社会伦理道德的，因此就有着极高的道德造诣，这使他成为了可以超过以往历史上所有圣人的至圣。

　　让孔子没想到的是，他死后500多年才真正出了名，而且一下子就是出了大名。西汉时期有一个叫董仲舒的学者，十分景仰孔子的人品和学问，于是就向汉武帝极力推荐孔子和儒家学说。董仲舒的具体主张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果然完全采纳了这一建议。从此以后孔子和他的儒家学说就被确定为唯一正统的官方意识形态，一跃而成为百家之冠。到了唐代，唐太宗李世民又开科甲取士制度，从此，儒学就不仅是唯一正统的官方意识形态了，而且也是天下所有学子们唯一正经的学术了。

　　儒家思想成了唯一正统的官方意识形态和唯一正经的学术之后，也就脱离了百家争鸣的学术大环境。这种绝对崇高的政治和学术一体化的地位，既是孔子和儒学的殊荣，又是孔子和儒学的最大悲剧。孔子和儒家的命运从此也就不再掌握在他们自己的手里了。其结果必然就是，儒学在自我封闭的象牙塔里越做越酸、越做越钻牛角尖，最后只得走入了宋明理学的死胡同里。甚至到了近代，当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工业和科技文明的新阶段时，儒学和被儒学催眠了的中华民族还对外面的世界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情况视若无睹、浑然不觉，俨然是个井底之蛙。

　　1840年后，尽管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不断地扣破中国的大门，但沉醉在死气沉沉的儒家文化中的中国人还是一脸的茫然，不知究竟是为什么。直到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中国人才真正意识到了肯定是我们自身哪里出了什么问题，要不然怎么会一仗就被那个曾经是中国学生的小小岛国打败。知耻而后勇。完全让中国人从千百年来的天朝中心大梦中惊醒过来的正是日本这个东瀛邻居。中国人哪里知道，原来早在很多年以前，日本人就已抛弃了一直被我们视为国粹的腐朽的儒学传统。

　　中国的儒家文化最早是在应神天皇十五年即公元285年传入日本的。在奈良、平安时代，以汉唐经学为主的儒家学说蓬勃发展。在镰仓幕府时代，中国的朱子学也开始传入日本，为幕府政权所提倡，并逐渐与日本的传统国学走向结合。到了德川幕府时代，儒学、特别是“朱子学派”成为居统治地位的日本官学。而就在此时出现了徂徕学。它改变了日本儒学的发展方向。徂徕对儒家文化、特别是它的近世代表朱子学提出了挑战，指责朱子学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道德性的，因此具有严重的道德至上主义倾向，而真正的儒学就应该是能提出具体制度并解决实际问题的政治之学。

　　到了幕末时期，随着西方文化的东进，日本兴起了以荷兰学为代表的“洋学派”。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如本多利明、佐藤信渊和吉田松阴等人，基本上都深受其影响。本来这些人无一不是儒家文化的崇拜者和饱学之士，但在接触了兰学之后，两相对比，遂对儒学产生了极大厌恶感甚至憎恨感。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腐败的儒学与世界的先进文明是格格不入的，阻碍了日本的进步。因而日本若不首先批判自身的儒学传统，就不可能跟上文明进化的步伐，最终也将会被淘汰。

　　进入“明治维新”时期，对儒学的批判之声更为严厉了。1887年，日本学者西村茂树发表《日本道德论》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儒道之教本身有瑕疵”，对儒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据他的分析，儒学有以下六大弊病，具体就是：（一）与西学相比，儒道缺乏理论体系的严密性；（二）儒道有保守和顽固的倾向，因此难以适应新时代的进步；（三）儒道有过于尊重长辈的习惯；（四）儒道有重男轻女的思想，落后于时代的潮流；（五）儒道过于重视古代而轻视现代；（六）儒道提倡“以人为师”，而不是“以理为师”。应当说，这六大瑕疵是相当有针对性的。

　　对儒学批判得最为严厉的恐怕就要属福泽谕吉了。他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被称为“日本的伏尔泰”，是日本“脱亚论”的提出者。他在《劝学篇》、《文明论概略》等著作中，以西方自由主义的眼光审视东方的儒学，指出儒学是“虚学”，呼吁“抛弃儒学，撕毁四书五经及小学诸书”。福泽谕吉甚至在自传里宣称，自己之所以要与儒学为敌，“乃是因为我坚信陈腐的汉学如果盘踞在晚辈少年的头脑里，那么西洋文明就很难传入我国”。

　　福泽谕吉是主张“文明侵略有理”论的，因此他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不免过于偏狭，但就对儒家文化传统弊端而言，他还是有相当深刻的道理的。比如，他说日本的儒学为“半政治的的学问”，“属于所谓统治者的学术，仿佛是政府的一部分”。还有，“自古以来，日本的儒者中，最有才智和最能干的人，就是最巧于玩弄权柄和最为政府所重用的人”。而对于中国的评价，则是“汉儒的系统是从尧舜传到禹、汤、文、武、周公以至于孔子，孔子以后，圣人就断了种”，由于后人只敢“叹息自己学圣人而不及圣人，所以儒教在后世越传越坏，逐渐降低了人的智德，恶人和愚人越来越多”，这就是“造成了社会停滞不前的一种因素”。

　　另外一个日本学者井上哲次郎也值得一提。他对儒家文化传统有着与福泽谕吉近似的态度和看法。井上哲次郎觉得，儒学具有一种专制性和封闭性的传统，而这种传统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发展，最终也限制了儒学自身的进步。他特别对理学表示不满，这样说道：“朱子学派不论有多少派别，它都是极其单调的、‘同质的’，除了敷衍地叙述朱子学说之外，别无其他……朱子学派的人既然都唯唯诺诺，那就不能不忠实地崇奉朱子的学说，换言之，他们都只是朱子精神的奴隶。”这种观点真可谓是一针见血啊。

　　应该说，作为一个长期有着尊重儒家文化的传统并深受其影响的国家，日本人也对孔子和儒家思想有着很深刻的体会。日本的许多学者对儒学所作的反思和批判，也不能不引起我们中国人的重视。在近代，日本是对中国有较大影响的国家。它不仅把很多西方的思想介绍到中国，同时也把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再认识反馈给我们。这为我们再认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提供了一面很好的镜子。事实也正如此。受日本人启发，近代中国许多学者也对孔子和儒家文化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这一批判达到了高潮，甚至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而上世纪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兴起让孔子再一次成为了历史的罪人而受到批判，人们干脆就直呼他为“孔老二”。

　　历史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改革开放运动的巨大成功，中国正处在一个和平崛起的时期。国家实力的增长及影响力的加强，也带动了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浪潮。国内近期掀起了一股传统文化热。孔子等古代思想家的著作以及对这些著作的解释和评论也成了畅销书。人们都以学习和谈论孔子等古代先哲们的学术思想为荣。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复兴也波及了全世界，许多国家都希望能更多地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政府也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多家孔子学院。孔子终于又回来了，他似乎又成了今天人们所推崇的中国古代思想家。

　　然而，今天的国学热并不能让人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失去清醒的批判意识。孔子和儒学的复苏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复古。作为中国人，我们可能需要孔子这个文化象征。但是作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我们需要的肯定不是古代那个拥有“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牌位的孔子，更不是那个代表了思想僵化、为专制制度进行辩护、保守而又迂腐的孔子。换句话说，我们需要的是生活在那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化大繁荣时期里的真实的孔子，是孜孜不倦、追求真理的孔子，是布衣粗食、平易近人的孔子，是有教无类、勇于践行的孔子。总之一句话，今天我们需要的应该是经过再造的孔子、现代化了的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