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奴性的思考
感谢赵忠祥和“动物世界”栏目，我的大部分科普常识都是他们教给我的。看得多了，忽有所悟，于是就有了这篇思考。
我们知道的许多比较强悍有力的陆生动物，都有自己特有的领地。无论是狼群、虎群、狮子群，还是大猩猩群、狒狒群，都会用各种方式标识出自己的领地范围，而且绝不允许其他同类进入自己的领地范围，否则后果相当严重。
我想，最初的人类，毫无例外也是这样。大多数情况下，各个群体都会遵守这样的游戏规则，以免因此付出搏战和牺牲的代价。即使偶有冒犯，两个群体大战一场，也只是两败俱伤，而不会留下除仇恨之外的后遗症。看今人的著述，包括《鲁滨逊漂流记》，都可以发现这一点。
可是，当人类群体的生产能力提高，每个群体都有剩余产品的时候，人类社会以及人类的意识活动迅速变得复杂起来。他们发现效率最高的生产方式，就是出其不意地掠夺临近群体的产品。一个群体一旦具有这种主动掠夺的强势，他们就注定了越来越强。今天的西方为什么如此富裕，与他们对世界的血腥掠夺直接相关。
但是，经过漫长的掠夺文明之后，人类觉得掠夺还是成本太高，双方箭镞横飞也提高了掠夺的风险性。有没有一种没有风险的、一劳永逸的掠夺方式呢？这就产生了奴隶制度。仅仅将那些弱势群体的财富掠夺过来还不够，还必须将那些人抓过来，让他们在我们的管制、监督下为我们劳动，源源不断地为我们创造财富，还要兢兢业业地伺候我们的日常生活。这就是人类政治文明的起源：以强权逼迫奴隶为强者服役。
有时候甚至无需将弱势群体抓过来，只要气势汹汹地来到他们的村子里，将屠刀架在他们的脖子上，吩咐道：秋收的时候，将一半糜子送到我们村里来，慢了就将你们全村杀光。听着了吗？这时候那个弱势村庄的酋长只能战战兢兢地说：“大王放心，小的一定照办。”只有这样才能解救整个部落的生命。就连纯洁无瑕的童话也经常编这样的故事，谁说它不是现实的反映呢？
试想，那些弱势部落的酋长，如果他睁眼看着整个部落被强势群体杀光而绝不低头，这是不是就是最佳选择？有一部分弱势部落誓死反抗，直到全部牺牲消亡；但有一些弱势部落选择了屈从和低头，以此换取了一定的生存空间，以后慢慢地融入到了“国家”之中，他们的选择其实也是符合人性的，应该得到理解和尊重。按我的理解，绝大部分人的祖先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这种别无选择的屈从，被后人命名为奴性。
当某个人群不幸陷于强权和蛮力的威胁之中，常常不得不忍辱屈从，以便以最小的代价求得生存空间。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群体，在这种卑屈境遇中挣扎日久，屈从成习，必会形成一些独有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方式，这就是所谓奴性。
狭义的奴性，一般表现为怯懦、恐惧、忍辱、顺从，有时候还有一种对于主子的习惯性忠诚。然而这一切都是由强权逼迫出来的。没有强权压迫支持的奴隶制度，就不会有奴性。因而奴性的生产者是强权。人类血腥的文明史初期，怯懦、恐惧、忍辱、顺从，以及忠诚等等性格特征，就出现在那些弱小部落身上。到了奴隶文明繁荣灿烂的时代，这些奴性特征迅速发展起来。
广义的奴性是对于恶劣生存环境的一种适应能力，这种能力每一种动物都有，人类也不例外。这种能力人类的每一个种族都有，可以肯定，世界上每一个人类群体，都具有不同程度的、不同表现形式的奴性。因为每一个人类群体，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遭遇过绝对险恶的生存环境。在有史可考的几千年文明史上，一个民族征服另一些民族，几成常态，谁都曾经遭遇过他者的侵占，谁都曾经遭遇过屠刀的威逼和凌辱，谁都曾经遭遇过异族的统治。弱势族群不是没有反抗过，但是反抗失败以后还得在奴隶的境遇中继续生存下去。以色列人相信对此有刻骨铭心的记忆。
最重要的问题就来了：既然谁都曾经被征服，谁都曾经在屈辱的境遇中卑屈地残喘，那么为什么人们偏偏强调中国的屈辱历史，偏偏突显中国人的奴性呢？
在近代以来中国国民性批判的思潮中，奴性被描述为中国人最主要的精神特征之一。此一论断，中外学者达到了高度一致。
德国学者黑格尔嘲讽中国人“卖身为奴，吞咽奴隶的酸馒头，它也不觉得可怕。”他说东方民族精神的主要特征就是专制与奴役。
另一位德国学者赫尔德说，中国是“一个在世界一隅形成了中国式奴隶制文化的蒙古人后裔”。“中国人自己建造的那部国家机器上的一钉一铆又是那样奴性十足的服从，好像它们降临人世就是为了当奴才。”
美国传教士史密斯在《中国人气质》中说：“我们说中国人柔顺，是因为他们在骡马一样坚硬的性格中，还混合着一种屈从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正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时常缺乏的。”一种征服者特有的种族优越感，从他笔下掩饰不住地扑面而来。
也许读那些殖民国家的文化人的评价让人气闷，但看好莱坞大片《人鬼未了情》华莱士宁要自由也不苟活的临终叫喊，确实让人震撼，更让人气短。
其实近代以来几代中国精英，面对软弱麻木的社会现实，他们也经常无比痛切地这样反思国人的奴性。严复说：“盖自秦以降，为治虽有宽苛之异，而大抵皆以奴虏待吾民。……夫上既以奴虏待民，则民亦以奴虏自待。”
梁启超说：“我国民不自树立，柔媚无骨，惟奉一庇人宇下之主义。暴君污吏之压制也服从之，他族异种之羁轭也亦服从之。但得一人之母我，则不惜为之子；但得一人之主我，则不惮为之奴。……品格之污下贱辱，至此极矣。”他将奴性称为“劣下之根性”，并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人必须“剪劣下之根性，涵远大之理想。”据此，我估计梁启超很可能是第一个提出“国民劣根性”概念的中国思想家。
陈独秀说：“盖中国人性质，只争生死，不争荣辱，但求偷生苟活于世上，灭国为奴皆甘心受之。”
应该说鲁迅先生是揭露最深刻、忧愤深广的。《尚书》上有诅咒暴君夏桀的话，“时日何丧，予及汝偕亡”，表示要跟这个无道暴君同归于尽。鲁迅对此失望地评述说：“愤言而已，决心实行的不多见。”实际上呢，他痛切指出，中国人是“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在《灯下漫笔》中，鲁迅干脆十分愤激地说，中国只经历过两个时代，一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照此意思，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奴性发育史。
中国人是不是真的最富于奴性的问题，我见闻不广，不好表态。但中国人绝对是最有奴性的民族之一，相信这一点应该没有疑问。也许难听，但它就是事实。说得直白一点，儒家传统文化与封建专制体制的完美结合，才使得文化中奴性如此持久而深刻，使我们身处其中而不自觉，尤其是在东西方文化冲撞交流的近现代，奴性才给我们这样强烈的印象。
我们之所以认真深究这一问题，因为它关系到一个古老民族的心理健康和精神复活。我无意于西方月亮更圆，但我们的文化内的确很难产生根治奴性的思想火花，要想产生“新的人”，没有吃过人的人，必须借助外来文化，大力引进平等自由的理念，我们这个民族才真正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