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的首恶是愚蠢

周泽雄

    “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叫逻辑，一种叫中国逻辑。”这是令人心痛的韩寒式妙语，出乎直觉而立足经验，貌似愤激之论，却与哲人高见不乏偶合处。

    汉娜·阿伦特在《精神生活·思维》(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中，区分了两种思维法，一种是西方人的“语词思维”，另一种是中国人的“形象思维”。她说：“形象思维始终是‘具体的’，不可能是推理的。”阿伦特口头上承认“中国哲学能与西方哲学相提并论”，但在具体分析中，则把中国式思维排除在她认可的“语词思维”之外———“使我们区别于中国人的东西不是理性，而是语言”，她说，理由是：“所有纯粹的逻辑思维过程……只能借助词语才能完成”，而且，该词语只能是拼音文字，不能是象形文字。当她写出“不容置疑的是，如果希腊人最初不借用和改造腓尼基字母，那么就不可能有哲学”时，她至少在哲学层面，否定了中国式思维的价值。

    不管认同还是反对，我都没有能力接续阿伦特的话头。但反思我们的思维传统，先哲中以条理清晰、逻辑强悍见长者，确乎寥寥。钱锺书在提及“贾谊文章大抵恁地无头脑”时，曾引用《儒林外史》里的一句话，“才气是有，只是理法欠些”，并感叹道：“先秦两汉之文每笋卯懈而脉络乱，不能紧接逼进；以之说理论事，便欠严密明快。”我们知道，“先秦两汉之文”代表着中国思想史的高峰，峰顶尚且如此，山腰山谷，只怕更不足道。即以钱锺书勉强认可的韩非为例，在他认知的最高点上，韩非堪称亚理士多德的异地知己，那句“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的论断，洋溢着科学求真精神，然细一打量，发现他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并没有将其视为固定不移的原则。比如，依据“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的自然现象，他竟然推导出了严禁百家争鸣的结论(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让人大惊失色。韩非虽然说得字正腔圆，考察其内在理路，不过是些巫术套路。巫术思维的特征是迷恋交感原理，总是通过“相似联想”和“接触联想”等低级别智力活动，将表象上的相似，视如本质上的相同。

    站在思维角度，我们不得不感叹自身的贫瘠。我们每天在报刊和网络上接触到的各种观点，不乏以其思维上的愚蠢让人摸不着头脑的。鉴于此类愚蠢很少在西方学者身上出现，我不得不认为它具有“中国逻辑”的特征。当然，有关部门不时发布的一些怪诞论据，如“躲猫猫”、“俯卧撑”、“七十码”之类，已经无法从思维层面加以评判了，那里没有起码的常识和理性，只有一种指鹿为马的权力张狂，言外之意是：老子就这么说了，你岂奈我何！———话说回来，假如这些官员的思维能力尚有可取之处，即使找借口，也不至于找得那么傻，除非决意向赵高学风度。

    一种思维上站不住脚的说法，为了获得认可，通常总要倚靠一些题外之物。倚靠权力是最常见的，也是最色厉内荏的，比如一边声称自己的观点与主流意识形态高度一致，一边把敌对观点判为异端，以方便自己“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同样常见的则是标举某种意义、境界或价值，诱使读者在认可该种意义、境界和价值之余，把他的毛糙观点囫囵吃进。近日有教授建议从中学教材里拿走《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一文，出发点之良善简直让人感动，不仅为了关怀祖国下一代的身心健康，据说还为了体现“现代的法制观念、公民意识和民主精神”。可惜，动机与手段之间缺乏逻辑粘连，我们无论如何看不出，为什么中学生学了这篇课文，就会“揎拳捋袖、跃跃欲试”？作者既不曾从道理上进行说服，也没有提供必要的社会调查依据。他好像以为，只要自己的愿望足够美好，再可笑的建议也会增光添彩。参照他的建议，在民主国家的诞生地，比如英国，是否早就禁止他们的中学生阅读荷马了呢？我从未听说，我只知道，荷马笔下阿喀硫斯拖着赫克托尔的尸体绕城而走的场面，暴力程度不在《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之下。

    不久前围绕汪晖抄袭案产生的大量辩护，也让我们见识了某一类学者近乎崩塌的思维素养。面对这桩只能用一种方式———事实认定———加以捍卫的事，他们仿佛集体喝高了，竟不厌其烦地顾左右而言它。他们频频声称，在上世纪80年代，如此行文乃是常态，故汪晖只能视为学术失范，不应认作剽窃，与此同时他们一次也没有拿出证据，证明在80年代有人这么干过。他们大概认为，只要将“这是常态”重复一百遍，艰难的举证工作就算自动完成了。远古巫师在公共场所祈雨时，倒也是这么做的，他们总是相信一场倾盆大雨，会随着自己的大声嚷嚷如期而至。

    强调“思维的首恶是愚蠢”，理由在于，每一种观点都会为自己寻找堂皇的依据，所以，结合“自由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的教训，我们得试着放弃从立场和出发点角度进行评价。他的出发点也许是好的，正义感也许是无懈可击的，道德力量也许是无可怀疑的，但只要在思维的内核露出了蠢相，对不起，一切无从谈起。反过来，我们不妨树立一种信念，坚信一切与正义、自由、善良兼容的观点，在常识上也一定是站得住脚的，也一定不会违背人类的基本理性和崇高情感。

    阿伦特谈及中国思维时，曾表示“由于这方面的知识有限，我不能充分地讨论它们”。我认可她的谦虚，以便反对她视汉语为思维元凶的判断。我们虽然不时撞上思维错乱的文字，但侥天之幸，我们也有常识可靠、理性坚定的优秀作者，远的如胡适、陈寅恪，近的如余英时、王小波和后生小子韩寒，他们都用汉语写作。这足以给我们带来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