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宽容和鲁迅的不宽容

拜开放所赐，这些年我们终于可以谈一些曾被我们选择性遗忘的人物了，比如胡适，周作人，梁实秋等。当然更有意思的是，将他们与同时代的另一位伟人鲁迅先生进行某一层面的比较，得出的结论意味深长，尤其是对于像我这等特殊年代读书时只知道鲁迅而不知其他的人。比如，胡适的宽容和鲁迅的不宽容，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一个热点问题。总体而言，多数褒扬胡适的宽容，非议鲁迅的不宽容。比如近来风头甚健的邵建先生，就曾有过一个非常精彩的比喻，形容胡适如月光，柔和而持久，鲁迅如闪电，强烈而短暂。

胡适为人处世确实比较宽容、得体。比如，在自己遭受过鲁迅尖锐的批评之后，胡适依然对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赞誉有加，并采取比较公允的立场。鲁迅死后，作家苏雪林突然跳出来，以尖酸恶毒的文风，对鲁迅进行赤裸裸的人身攻击。胡适对这种行为也颇不以为然，并公然宣称“鲁迅自有他的长处，不可一笔抹煞”。近来胡适先生的名头越来越响，与我们这个社会的心态渐渐平和理性不无关系。

而鲁迅的不宽容就更有名了。众所周知的“一个也不宽恕”，让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鲠于喉。连著名时评家鄢烈山先生也很遗憾地称“一个也不宽恕”是一句“狠话”，“有特定语境的，对于单纯的中学生讲不清就会产生偏激的误导，选入教材不可不慎。”不少学者也认为，鲁迅这种“一个也不宽恕”的心态，不利于现代公民社会的达成。的确，如果放在今时今日的背景下，先生的这些愤激之语可能更会助长社会的戾气，而不是和谐。

不过，知人论世一向是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重要指标，旧瓶装新酒，以今日之社会动向作标准来衡量历史人物，只会让他们面目全非。这本应是一个常识，但我们这些年却犯了不少这样愚蠢的错误。其实，处于社会急剧转型期间的二十世纪20、30年代，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会有自己的立场，所谓宽容与否，也都有着自己的边界，不可能是无边无际的。胡适固然对鲁迅的前期文学成就肯定居多，也不会像苏雪林那样“满纸咒骂语，一把诋毁言”，但对于鲁迅的后期作品，基本持批评态度。所谓道不同者也。而鲁迅对胡适“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整理国故”、“钻入研究室”、“好政府主义”、对国民政府“小骂大帮忙”以及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哀恳和“劝善”等等行为，极尽讥讽笑骂之能事，“一个也不宽恕”，可他对于胡适这位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战友在新诗上的开拓、在戏剧和小说上的尝试仍然给予了肯定。读多了鲁迅，我们觉得先生还是一个很正常、很讲理的人，相信也没人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鲁迅就是一骂街的泼妇，不讲理，逮谁骂谁。

我们再看人物生存的背景。我们知道，人的思想与言行总是与他的生活状态密切相关的，我们可以指出他的思想局限性，但我们不能拔着他的头发，让他超脱、超越他的时代和他特定的生活环境。胡适一生都在上层行走，出任过驻美大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位，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与国民党政权、特别是蒋介石保持比较亲密的关系。他在文化界和政治界都拥有广泛的人脉，这使得他有足够的资本讲宽容。而鲁迅就无法与之相比了。鲁迅除了有过一段短暂的公务员经历之外，终生都处于“异见人士”的地位，不能见容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如果他没有足够的斗争精神，没有那种永不妥协的意志，恐怕他早就垮掉了。单以文化界而言，在二十世纪20、30年代，鲁迅面临的是一个四面楚歌的恶劣环境。众所周知，几乎所有现代史上的文化名人，都曾经与鲁迅有过论战。有的骂他“收卢布”（这在当时可是死罪），有的骂他是日本汉奸（同样是死罪），就连郭沫若都曾经骂他是“双重的反革命”。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要求鲁迅进行无原则的宽容，如果不是缺心眼，就一定是别有用心。显然，对于鲁迅来说，宽容是一件奢侈之事。

忘了是谁说过这样一句话，“当你处于少数一方时，请考验你的勇气；当你处于多数一方时，请考验你的宽容。”鲁迅与胡适的情形很符合这一句话，实事求是地说，他们都还做得不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