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为什么扶不起？

　　2002年，南勇带领中国男足历史性地出现在世界杯上时，离他40岁的生日还差几天。站在一生事业巅峰的他肯定想不到，日后自己会成为中国足协历史上第一位因涉嫌犯罪而被免职的当家人，并且因为自己的倒台引发了中国足球全局性的溃败。

　　从1980年苏永舜带队冲击西班牙世界杯开始，中国足球挣扎了30年；从1994年甲A元年开始，职业联赛搞了16年。三十功名尘与土，十六年尝试功与罪。中国足球最终以足协两位主席被警方带走，联赛所有球队都难逃假球嫌疑而彻底崩盘。30年的历史证明了，既往的足球发展模式是根本走不通的，在现行的体制之下，仅靠更换主教练，甚至更换足协主席这样的修修补补完全无济于事。走了一个爱写诗的阎世铎，又来了一个叉腰肌的谢亚龙，走了谢亚龙，又来了一个貌似铁腕治军的南勇，结果一蟹不如一蟹，最后把整个足协给带到监狱里去了。目前在警方控制下的足协官员、俱乐部投资人、球员教练已经够多的了，再努一把力，伟大光荣正确的足代会就可以在监狱里胜利召开了。

　　足协的腐败窝案也对既往的足球发展模式做出了宣判，以为几名清官反腐倡廉就能拯救国足是非常可笑的。南勇35岁就出任国家体委的人事司副司长，他会不知道反腐问题的严重性吗？2002年，范志毅在世界杯上爆出赌球传闻时，举国震惊，代表足协处理这一问题的就是南勇；2005年公安部和足协联合成立的反赌小组中，成员之一就有南勇，他会不知道赌球问题有多猖獗吗？人始终是环境的产物，只要现在的体制没有改变，谁来了都无济于事。

　　中国足球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整个生态环境的问题，需要的是一场深刻的体制革命。我们必须对中国足球的生存土壤重新审视，对足球的发展路径全面反思，才有可能为中国足球找出一条突围之路。

　　足球在中国是什么？

　　足球在中国，从来就不只是一项单纯的体育项目。除了足球本身的魅力之外，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足球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一种象征，是境外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后，最早打开眼界看西方的那批精英中喜欢足球的为数甚多。特别是“世界第一运动”的名头，让当时极其渴望和世界接轨的中国人格外重视足球。中国人对世界杯长盛不衰的热情中，寄托着一个民族对工业文明的向往，和对国际舞台的渴望。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语境中，从一开始，足球的影响力和重要性就被过度放大了。

　　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国力尚不够强大。体育作为民族主义崛起的重要推动力，离政治的距离很近。在民族复兴、国家荣誉的神圣话语之下，体育赛事轻而易举就成为了举国关注的焦点，而政府也需要通过体育的凝聚力来完成对社会的动员。于是体育的举国体制应运而生。经过各种过度的诠释，体育本质上的意义被忽略了，而对民族尊严的意义被极度放大。一种将比赛成绩与爱国/卖国联系起来的民粹主义情绪因此颇为盛行，在当时属于无人敢挑战的政治正确。那些爱国的球迷不会意识到：自己神圣的爱国主义情绪中，也裹挟着不理性的成分和虚荣心的杂质。在膨胀的民族主义压力之下，诞生了女排和乒乓球这样的英雄幻象，也催生了一个自卑的失败者——中国足球。

　　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中国足球日后极其畸形极其猥琐的形象非常重要。中国足球日后的种种乱象皆因此而已。尽管事实已经一再证明，中国的人种和文化决定了，中国人玩足球这种强调对抗和团队配合的运动明显没优势，但是强大的民粹主义压力之下，任何决策者都不敢放弃这项“世界第一运动”；而实际上，中国足球孱弱的家底，被当成不光彩的阴暗面，刻意隐藏起来。中国体育的蒸蒸日上，让国民的虚荣心越来越强烈。而“败家子”形象的足球，成了民族尊严大合唱之下的众矢之的。每一次耻辱失败之后，主管部门都受到极大的压力，被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出平息民怨的成绩来。在这种氛围之下，长远而现实的构思难以出现，即使提出来也无人喝彩。于是剑走偏锋，急功近利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中国足球之所以有那么多的乱政，有那么多的短期行为，都离不开这个大背景。

　　赌球不是病根

　　2009年年初，新加坡发出红色通缉令请求中国警方协查一名叫王鑫的男子，谁都想不到这件不起眼的小事迅速演变成一场席卷中国足坛的反黑风暴，而南勇和杨一民的落马，标志着以往的运行机制被全面清算，整个足球圈遭受“灭顶之灾”。目前事态还在蔓延之中，那几位民愤极高的前任主席都有被揪出来的可能。案发之时，媒体和球迷没有惋惜和惊愕，反而是一种攻陷巴士底狱后的狂欢，这足以证明：中国足球早已成为人民公敌，这次清算来得太晚了。

　　赌球是击垮中国足球的最后一记重拳，但赌球问题绝非中国足球的病根。有很多人认为：解决了赌球问题，中国足球就有望获得新生。这仍然是一种廉价的乐观主义情绪，也是一种简单化的思维。赌球，或者说赌博集团出于商业目的操纵比赛，与其说是中国足球溃烂的原因，不如说是畸形的中国足球丧失免疫力之后的必然结果之一。赌球之风腐化了中国足球的肌体，极大地降低了职业联赛的公信力，但这些问题仍然属于联赛运行效率的范畴。而事关中国足球的路径选择和生存基本要素的关键性大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仅仅靠反赌想让中国足球翻身，也太低估中国足球发展的难度了。

　　在互联网时代，便捷的信息让赌球成为一个国际性的问题，借助互联网和手机，赌博集团将手伸向了遍布世界的足球联赛。2009年初，一对中国留学生情侣在英国纽卡斯尔被杀，英国警方调查发现，受害人很可能在为赌博集团工作，疑因赌博集团内讧而遇害。

　　知情人士说，在中国电视上直播的足球比赛，有一分钟时间延误，赌博集团便是利用这一分钟时差，由负责观看球场的人马上报告入球和赛果，实时下注。外界揣测，受害人可能是其中一分子，负责管理观看直播球赛的人。

　　赌球集团像幽灵一样在全世界寻找机会，英国有球员因为赌球入狱，德国低级联赛据东欧庄家报料存在赌球问题，NBA也曝出裁判赌球的丑闻。但是我们应该追问一声：为什么国外的赌球问题只是个别的和低级联赛的，顶级联赛赌博集团始终无法染指，为什么中国联赛会存在这样大面积的溃烂？

　　笔者在英法德等国，都看见了街头星罗棋布的博彩投注所。特别是在英国，威廉希尔和立博两大博彩公司的竞争深入到了每一个街区，走到哪里都能看到两家公司的投注站在街道两侧看对台戏。但是因为严格的立法管理，独立的司法程序和发达的媒体监督，使得这些国家的赌球集团难以操纵比赛。俱乐部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对于赌博公司的渗透非常警惕。如果欧文在赌博公司下了注，10分钟后弗格森就会知道。

　　在国际赌博资本进入中国以前，中国没有赌球，但是操纵比赛的事情仍然是屡见不鲜，只不过操纵比赛的主体不是资本，而是权力和关系网络。某一年，北方某省为了将足球打造成一张醒目的足球名片，高官下命令全国11个主场至少要保证10连胜。这是一个连皇马巴萨也未必能保证完成的任务，但是权力的意志之下，没有办不成的蠢事。于是下属到处花钱托关系找路子搞定对手和裁判，终于让高官和球迷满意了。在江湖上，只要你趟过一次混水，以后对同行类似的要求就无法拒绝。于是在各地政府的介入和纵容之下，内幕交易的潜规则遍地开花。

　　在2001年我刚入行的时候，有一位老记者就绘声绘色描绘了球队内幕交易的场面。那是一支北方的强队，曾经创造了中国联赛最长的不败纪录。当时某西南俱乐部保级堪忧，适逢北方强队造访，于是在中间人的斡旋之下，经双方俱乐部的同意，一笔内幕交易就完成了。东道主如愿以偿拿下了主场比赛。

　　赛后，北方强队的主教练C召集所有球员开会。众目睽睽之下，一只装着40万现金的皮箱被打开，主教练率先拿了自己的一份后离开了。接着是球队的大哥拿自己的那份，接下来是主力、一般球员和替补……只要随队来的，最少也分到8000块钱。

　　10年过去了，当年的绝对内幕今天早已熟视无睹，在反黑的报道中，挑脚筋、活埋等更加血腥刺激的段子屡见不鲜。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俱乐部之间的交易是形成今日联赛大面积赌球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国，足球始终是一项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和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一个半民间机构，足协没有能力也不可能与地方诸侯较量。所以足协对假球黑哨始终抱着息事宁人的消极态度。有时候这种交易会伤害到第三方的利益，让某些俱乐部跳出来作势要揭开内幕，这当然只是以退为进的威胁手段而已。

　　在足球的圈子文化背后，是实权派的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企业可以不玩足球，但是不可能在各地不需要生存。这种潜规则决定了中国足球的监管机制先天就是畸形的。所以纵然有李书福这样的企业家退出足球圈，他也自知无力讨回公道，只好自己咽下这口窝囊气。

　　2002年中国队出现在世界杯上之后，国际赌博集团也开始盯上中国市场。他们惊喜地发现，这里完全是一个不设防的国度。不但不设防，而且各种默契球和内部交易球给赌博公司操纵比赛蒙上了一层天然的保护色。原来俱乐部之间各种盘根错节的利益链条，成了地下赌博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秘道。一场不正常的比赛，可能既是俱乐部之间的交易，又得到了足协的某种默许，同时也是庄家从中渔利的机会。因为各方都心怀鬼胎，谁也不希望这件事被张扬出去，这氛围之下，对赌博公司的渗透根本无从防起。

　　在90年代，中国球迷最不满的假球黑哨，是俱乐部之间的交易；而进入新千年之后，地下赌球逐渐超越了内部交易，成为对职业联赛危害最大的毒瘤。但是在这个时候，足协深陷泥沼，已经失去了自我救赎的能力。

　　足协多年来一直成为球迷媒体炮轰的焦点，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足协的不作为充当了假球黑哨的保护伞。这一点足协当然难辞其咎。但是客观地说，在目前的体制之下，指望足协来担起反黑的大任，和指望一个派出所能揪出黄光裕这种级别的大人物一样，属于所托非人；而且要反黑，就要撕破足球圈风平浪静的假象，这种可能破坏和谐稳定的政治风险，别说足协，连体育总局都未必担得起。

　　从这个角度来说，站在风口浪尖的足协是体育总局的一面防火墙，他将所有射向官办体育、举国体制的子弹通通拦住，为维护举国体制的权威做出了极大的牺牲。这也是名声狼藉的足协这么多年来始终能够存在的原因。但是这种暧昧的身份，也使得足协逐渐成了赌球集团可以利用的一道掩体，到最后高层下决心在足球领域反黑时，足协已经卷入太深，全盘溃烂了。

　　其实官办体育带来的内幕交易并非只存在于足球领域中，在CBA赛场、在全运会上，类似的假球黑哨屡见不鲜，观众的抗议就像当年球迷的呼声一样，被有关机构迅速平息了。足球因为市场化程度高，影响力大，最早成为各种利益主体盯上的目标，迅速被拉下了水。而其他项目不是反腐做得好，而是缺乏腐败的机会。只要举国体制的体育还要搞下去，形形色色的假球黑哨就不可能杜绝。

　　举国体制的弃儿

　　举国体制并不是中国的创举，但是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金牌总数登顶之后，中国成了举世无双的举国体制之集大成者。可是当中国的上半身缀满炫目的奖章时，下半身的足球却露出了一条难堪的裤衩；当奥运会上中国军团以拆迁之势不由分说将金牌收入囊中时，国足却日渐沦落到和越南、叙利亚为伍，这严重挫伤了爱国愤青的自尊心。他们抓破脑袋也想不通，几乎无所不能的举国体制，为什么就是搞不好中国足球呢？

　　以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中国的举国体制确实是贯彻奥运战略的最优化选择，是最经济的夺金策略。研究一下奥运军团的金牌榜，其中多是女子项目、个人项目和欧美劳动人民不热衷、不擅长、吃不起苦的项目。而在田径、游泳等大项和三大球等热门团体项目上，几乎一无所获。

　　举国体制把我国的比较优势发挥到了极致。把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在对手不太重视的项目上，形成局部的优势兵力之后各个突破，这种策略为中国金牌第一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足球不是冷门项目，它是全世界各国调集资源争夺的焦点。那种专拣冷门突破的取巧办法是行不通的。

　　这其中的道理，跟中国的出口战略是相通的。中国生产的衬衣和袜子可以挤得全球的竞争对手没饭吃，但是却抢不走LV和PRADA的市场，在高投入高技术的CPU和芯片产业也没有优势可言。因此没有人会放弃生产衬衣，而试图靠国产的龙芯去瓜分intel的市场。

　　按照举国体制的思路，没有夺金希望的项目应及时放弃，以腾出宝贵的资源用于冲金，而足球恰好处于应该牺牲之列。实际上体育总局也确实是这样操作的。2000年，在奥运战略即将启动之时，一位高层领导大笔一圈，将全国许多体校的足球专业取消了，以保证优势项目能拥有足够的经费。而足球的青少年培养，交给传说中的俱乐部梯队和市场化的足球学校负责。

　　这个不起眼的决定，是近10年来国足成绩每况愈下的关键性原因。因为俱乐部梯队基本停留在纸上，足球学校的收费让很多有天赋的穷孩子入学无门，这一变更等于给中国足球做了一次绝育手术。从此之后，中国足球的后备人才越来越少，质量也越来越差，到了2009年出现一个年龄段全国只有200多名适龄球员，国际比赛打不过弹丸之地东帝汶的情况。可以说，中国足球在举国体制之下必然会失宠，失宠的代价就是必须为了奥运战略做出牺牲。但是这种牺牲球迷是看不到的，人们只是抱怨国脚的战绩越来越差，而忽略了宏观层面的政策调整对足球造成的深远影响。

　　对于中国足球的决策者来说，中国足球在举国体制之下的弱势地位他们早就明了于心，这也是足球从1994年就开始尝试职业联赛的原因之一，试图借助市场的力量完成对中国足球的救赎。

　　但是吊诡之处在于：市场化的职业联赛是由许多反市场的力量驱动的。是与全球大多数国家不同，中国开展足球联赛的出发点不是出于体育产业的抱负，而是为了救赎中国人至高无上的世界杯情结。为了世界杯预选赛，联赛可以被切割得支离破碎，升降级制度可以随意暂停，俱乐部球员可以随意征调去长期封闭集训，投资人的利益根本无从得到保证。

　　另外，由于地方政府的介入，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各地都出现了资本和权力媾和的现象。政府有心发展足球，却没有资金，于是动用了政策招揽企业投资。这种招商足球导致了俱乐部的许多短期行为。如万达、实德等建筑企业投资足球，根本不在乎俱乐部从事足球的经营状况，进入足球圈为的是换取当地政府手中优惠的土地。一旦城市的开发土地消费殆尽，企业就会找一个借口退出中国足球，将俱乐部留给当地政府善后。牟利模式使得中国足球的退出事件层出不穷，俱乐部成了投资商的一次性用具，用完就扔。这样不负责任的企业往往很适应环境活得很滋润，而真正想靠经营足球获得利润的理想主义者却举步维艰，最终被这个恶劣的市场淘汰，重演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经典案例。

　　举国体制不行，职业联赛亦不行，中国足球的发展模式就这样陷入了一个无解的死循环。随着战绩的低迷，足球的市场日渐萎缩，声誉江河日下，深陷恶性循环中不可自拔，直到迎来这次危机的总爆发。

　　棋圣聂卫平是个大球迷，在他的自传《我的黑白人生》里记录了他和万里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

　　那是在八十年代，聂卫平和时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万里聊起中国足球时，万里认为，中国足球要冲出亚洲得等到下个世纪。对此年轻气盛的聂卫平不以为然。万里进一步解释道：“搞足球需要的成本太高，国家现在投入不值得。等到下个世纪国力强了再搞。”

现在来看，20多年前万里的预测惊人得准确，中国足球果然是2001年打进了世界杯。但是万里没有料到的是：为了北京奥运会，中国足球还要被牺牲。而随着亚洲板块经济的崛起，亚洲各国都加快了对足球的投资，他们没有那种复杂的体制问题，一上路就走正道，很快就让中国足球沦为货真价实的亚洲二流了。中国足球的下一次高潮何时到来，谁也无法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