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惨剧，因为无力更要行动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孩子被伤害，但现在惨剧又上演了。3月23日早晨，福建南平市实验小学校门口，一个被辞退的社区诊所医生持刀袭击等候进校的学生，造成8人死亡、5人重伤。

    面对南平凶案，老实说，我们最强烈的感受就是无力。这种无力感，缘于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善后会有较好的效果；更缘于我们没法自信地宣称，惨剧就会从此终结。

    和过去一样，媒体在为南平凶案而思考。这些思考都很有价值，但好像又欠缺了点什么。

    可以拷问校园安全管理。安全永远不会成为完成时态，所以紧盯校园安全是个永远不会错的角度。但实事求是地说，除非在真空中生活，否则没有绝对的安全。特别是惨剧来得那么猝不及防、没有先兆，如何预防确实是一个难题。

    也不妨把目光转向社会。据提前介入的检方介绍，犯罪嫌疑人思维清晰、表达准确，看不出有精神异常特征，其自供作案原因，一是被医院辞退、工作无着；二是恋爱失败；三是受一些身边人员闲言刺激，主要动机还是报复社会。没人会同意，一个正常的成人向儿童举起屠刀，应该由社会负责。但提供私人和公共生活的社会，居然要被自己涵养的一分子报复，那么可以说这个社会肯定不乏改进之处。然而在这一点上我们同样被无力感击中了。社会总是不完美的，“美丽新世界”只存在于乌托邦中，我们能把城市建造得更漂亮一点，使每个人的收入更高一点，但似乎谁也无法提供一个妙法，使每一分子的心灵都开放而健康。

    我们现在所能做的，仿佛只剩下了对活在惨剧阴影中的孩子和死难孩子的家长进行抚慰。但当说出“抚慰”这个词的时候，我们明显又有一种虚弱感：哪种抚慰是有力的呢？一位学生的家长告诉记者，他的孩子当时在场但幸免于难，“昨晚我们一家哭了一个晚上。现在大人自己情绪都不稳定，怎么教育小孩？”这还只是目睹惨剧者的状态，遇难者家庭又在承担着怎样的痛苦？在这种痛苦面前，“抚慰”云云不是显得过于轻佻了吗？

    我们反复强调这种“无力感”，也许会被公众认为消极。其实不是这样。无力让我们焦灼，让我们感觉在事关孩子健康快乐成长的问题上，仿佛总有补不完的漏洞和做不完的事情。保护幼小，这是生物世界的通则，近乎一种本能。除非自动放弃责任，否则这种无力感只会催促着我们加紧行动。

    对残害乃至虐杀孩子的行为零容忍。残害和虐杀，有时是有形的硬刀子，有时是无形的软刀子，有的砍在孩子的肉体上，有的则使孩子精神枯滞、心灵扭曲。这几天，南平遇难孩子的家长们在痛哭，郴州一个母亲也在痛哭，为她那对血铅超标的儿子，同一时刻，因为不公、不幸而哭泣的孩子和家长还不知凡几。他们的痛苦在深刻性方面是一样的，任何施之于孩子的恶，不论其来自于何处，都让我们同样悲愤。请记住，谁对孩子施暴——— 不论有形之暴还是无形之暴，谁就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在保护孩子的问题上，人类的情感任何时候都是相通的。

    把我们已经认知、感受到的可能陷孩子们于不测的漏洞赶快补好。南平的家长们质疑：如果孩子们不是因为早到，等学校开门，惨剧会发生吗？不到规定的时间不开门非南平这所学校一家为然，即使从方便学校管理的角度，这个规定也并无必要。这样并无必要性的规定为什么会长期而普遍地存在？难道就因为过去没有发生过今天的惨剧吗？类似并无必要性却给孩子们的安全带来隐患的规定还有多少？

    虽然不能把犯罪嫌疑人应负的责任全部推给社会，但至少一个判断是成立的：社会少一点戾气，我们更安全，孩子也才能更安全。社会并不完美，每个人都可能遭遇挫败，你也不可能为人生的暂时失败者做许多事情，但有一点可以扪心自问：自己从人格上尊重他了吗？

    让这个国度里的每一个人都更幸福更有尊严，是一个高远的理想，但我们能否做到先让我们的孩子感觉幸福和尊严？在他们那里，只该生产健康和快乐，不应有歧视、偏见，更不应该有虐杀。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是整个成人世界的耻辱。惨剧已经发生，但愿耻辱感能让我们奋起，能在奋起之中求得片刻的心安。

医生变屠夫，惊醒了谁

　　弱者对更弱者的屠戮，尤其让人痛心！弱肉强食，是丛林法则，弱肉弱食，则是让人心碎的内耗悲剧。这是福建南平恶性杀人案件给人的印象。 

　　中年男子郑民生手持砍刀，连砍13名小学生，已有8名孩子死亡。行凶原因，据说又是“报复社会”。但他曾长期是人们眼中“为人亲和工作踏实”医术高明的郑医生。邻居也反映，他很喜欢小孩，为何就突然对孩子举起了屠刀呢。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一个妙手仁心的医者，变成丧心病狂的杀手，一定有着某种心理病变。没有人天生就是杀手，生来就爱追求嗜血屠戮的病态快感。郑医生变成“郑屠夫”的过程中，自然还有某些不为我们察觉，或者是被忽视了的东西。 

　　以动机来说，冤有头债有主，报复或曰报仇，首先得找准仇家。但“社会”是个极为抽象的名词，不是某个特定的自然人，不可能得罪郑民生。所谓报复社会，就像“敲诈政府罪”一样，是讲不通的。 

　　但郑民生杀人泄愤的报复冲动和意向，确是明晰无疑的。他心中纠结的怨气，其实都能梳理出各自的源头，归结起来不外乎：家境贫寒，感情受挫、工作纠纷等等。这些积累起来的怨气得不到纾解，沉淀发酵后就可能变成戾气。这也说明，心理危机干预迫在眉睫，但政府行动还显得有些迟缓。 

　　比反应迟缓更糟的是，将此类恶性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都轻率地扣上“精神病”的帽子。邱兴华案、马加爵案、杨佳案、熊振林案之后，公众渐渐明白，精神鉴定是程序正义的表现。但在缺乏医疗机构的正式鉴定之前，简单地将嫌疑人视为精神病患，疯子，也是不负责和非理性的。 

　　遗憾的是，南平惨案之后，“精神病杀人”又成了有关部门下意识摸出的一张牌。而且事后心理疏导课上，在回答“各位同学的梦想是什么”的提问时，学生争先恐后地说“做警察，抓疯子”。孩子说的是稚朴的心声，心理辅导老师和政府部门却应明白，抓“疯子”绝不是关键。 

　　假如彼此和善友爱互相搀扶，那么戾气和杀气自然会消减，至少不会弥漫纠结，遮天蔽日。希望我们能从现在警醒，加强心理缓冲地带的营建和公共安全体系建设，切实做好福利保障。让公平正义的阳光，驱散怨气和戾气，温暖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