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教中国人撒谎?
葛红兵
今天看《南方周末》,一篇报道让我感触很深,谁在教中国人撒谎?语文老师。
这话有点儿绝对,但却不假。
“拾金不昧”的故事、“勇于助人”的故事、“爱国胜过爱家”的故事、“和落后父母斗争”的故事,等等,在特定的人,特定的时刻,未必是假话,但是,让所有孩子都写这样的作文,就成了教唆撒谎。
语文老师教孩子作文,本来应该教语言能力,应该教孩子如何“回溯”自身,观察世界,在自己的身上发现“真理”,在周遭的环境中中发现真实、探究真相,写作文,“真实”、“说真话”应该是第一位的。
作文本来应该是不难的,会说话,就会写作文。
今天的作文,之所以变得难,学生变得不会写作文,是因为语文老师在逼迫孩子说假话,要知道真话,发自肺腑,说起来自然容易,但是,要说假话,还要把假话说的像真话一样,要把假话说得比真话还好听,这才是今天的作文之所以难的原因。
我们的孩子,就这样,在学校里学说大话、谎话,说和自己不沾边的不找边际的话。
否则,他们拿不到高分,甚至拿不到分数。
某家长网上发帖,暴露自己孩子写作文,提到某些人在烈士墓前“流鳄鱼泪”,结果老师判零分。这个老师到底在做什么呢?他有权判这个孩子怎么想?他是自相的判官?难道孩子就不能对“烈士墓前的眼泪”有疑问?
说真话的作文拿不到高分,说假话的作文才能拿高分。
为了拿高分,孩子被迫说谎话,这是孩子的悲哀,一代中国人的悲哀。
孩子被迫说假话、大话,每句话变成了和自己的心智不相称的“假话”。无限地拔高“思想”,其结果,必然是成了“伪思想的奴隶”;这还事小,更重要的是,孩子形成了分裂人格:他们开始掩藏真实想法,不敢透露真实想法,开始用伪装、假话来装点自己。
这样的民族不悲哀吗?公开场合,每个人都在写“作文”,我们在公开场合,只会“作文”,不会说话,我们成了一个在公开场合不会说真话只会说“作文”的民族。
我们甚至会变本加厉,习惯说谎的民族,会变得痛恨说真话的人,我们曾几何时,把韩寒看做是流氓,其实韩寒只是说了几句大白话、大实话而已。
我写小说《沙床》,说了一句关于“情色”的真话;我写小说《财道》,说了一句关于“财富”的真话;我写《我们怎样纪念二战》说了一句关于“宣仇”的真话,说真话的结果,大家看到了。现在,我用四年时间写了小说《上海地王》,我说了一句关于“房产”的真话,这个真话的结果,我还不知道。“房产困境”是当下中国社会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矛盾的交集,也是中国社会利益矛盾的总交集,过去30年中国3亿人进城,创造了世界级城市发展城市神话,也创造了世界级都会噩梦……在这样的领域说真话,不那么容易。
真是语文教师在教中国人撒谎吗
单士兵
“语文教师教中国人从小撒谎”,这是上海作家葛红兵最近很惹眼的一篇博文
只要看过他那篇博文,就知道他生硬地找了个“语文教师教国人撒谎”的噱头,来自荐新书,通过强调他的“说真话”精神,以期做为卖点。事实上,他把中国人撒谎的罪人归为“语文教师”,在网上也很有涟漪效应,激怒了很多人。这样的做法,自然也就达到了“宣传目的”。
这里我并不想再去指摘葛红兵这样的“技术做派”,只是借“语文教师教中国人从小撒谎”这个热点,也来说说自己的一些看法。很多被葛红兵刺伤自尊的语文教师发表反驳文章,强调语文教师是教中国人撒谎的替罪羊,责任应该是背后的教育体制。这种观点无疑要理性多了。不过,我觉得,仅从教育层面去谈“谁在教中国人撒谎”是不够的,说到底,“撒谎的中国人”是个文化问题。
我做过几年高中语文教师,也知道教师的肩膀根本承担不起“说真话”的重任。这样说,并不是为所有语文教师“开脱”。甚至,我觉得,在制度规则之外,在整体文化环境之外,个人的独立自省与自由精神,也很重要。比如,这些年,中国语文教育似乎已经成了一个铁笼子里的怪兽,遭受到舆论的一次次炮轰。在我看来,语文教师很多时候也可以抛开语文教育的大环境,以最大的勇气在笼子里尝试着做一些美丽的飞翔。
就厚颜来讲述一下自己的教学经历吧。我绝不是要往我自己脸上贴金,这只是为了说清楚语文教师有“可不为”的选择,我觉得,至少有一半以上语文篇目根本不必按照“课时规定”去上,那是应该划到“政治课”与“历史课”中的内容。事实上对那些课文我也直接放弃,而把精力转投在文学经典篇目上。比如沈从文的《边城》,我曾花了半个多月时间,不只讲解课本的节选部分,还把整篇小说拿来分享。我觉得中学语文绝不只是在课本中,更多时候我会选择教材之外的内容来开拓学生视野。事实证明那并没有损害到学生的语文成绩。我绝不敢说自己是好的语文教师,但我敢说,我曾是极受学生喜欢的语文老师,甚至他们还把这种喜欢一直延续到许多年以后的今天。
扯上这些经历,实在有些孤证的悲哀,但也能说明“守规矩”的语文教师的确容易掉进教人撒谎的陷阱。因为我不方便过多评价教科书的质量,这背后有太多不足以为人道的内容。我甚至不想再去谈相关教育体制的问题,有一点很明显,就算是教师在教中国人撒谎,也绝不只是语文教师。因为今天的教育根本就不会去培养学生的批评精神与质疑意识,“好学生”的标准就是“听话”,听所有老师的话。老师要听教育官员的,教育官员要听更多的权力话语。而权力话语经常沦为充斥着官话、套话、假话、谎话的畸形话语。在这种情境下,就算很多语文教师是教人撒谎者,也不过是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的一张底牌而已。
最近一期《南方周末》有一篇关于“汪曾祺与《沙家滨》的写作”的报道,讲述汪曾祺当年在江青指令下写作《沙家滨》的尴尬历程,汪曾祺当时通过对江青的阳奉阴违,才得以保留了他文字里某些成为今天亮点的“江湖气息”。其实,不论是教育还是文化,抑或是其他社会领域的问题,只有充分尊重自主多元,在民主与法治基础上让各种话语得到充分发挥、博弈,才不会被权力话语所垄断,那样谎话自然也就没有生存的土壤了,自然也就不需要各种强调自己是“说真话”的“孤胆英雄”了。
转者附:仅从文化层面去谈“谁在教中国人撒谎”是不够的,说到底,“撒谎的中国人”是个宇宙观世界观信仰的问题。一个心中没有上帝、抵挡上帝的民族,能指望他诚实不撒谎吗。
箴12:22 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
箴14:25 作真见证的,救人性命。吐出谎言的,施行诡诈。
箴19:9 作假见证的,不免受罚。吐出谎言的,也必灭亡。
出埃及记20:16 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以弗所书4:25 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各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