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威胁与信息封锁是形成“国民性”的原因

南云楼

     在关于国民性批判问题的讨论中，有朋友总会以人们容易被煽动误导来支持文化决定论的观点，并举例说中国大多数人口并不接受民主自由观念，如重庆的“唱红打黑”就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

我想说的是，在某些环境下，的确会出现这些朋友说的这种“国民性”现象。但这并不是中国人操性十足、无现代文明观念造成的。王小波曾经讨论过关于人性逆转的问题，他在上山下乡运动中亲身感受到人性逆转的可悲现象，并介绍了三个原因：暴力威胁、信息封锁与繁重无效的体力劳动。有些监狱就通过这个方式让人性发生逆转，让囚徒彻底成为精神奴隶或变态行为者。

事实上，“斯德哥尔摩症”就是暴力威胁与信息封锁下形成的活生生的现实例子。抢劫银行的暴徒以武力控制人质，在长时间的恐惧与信息封锁下，人质们在暴徒的偶尔“善意”施舍下变得开始理解、接受、同情暴徒，完全忘却自己的权利，在获得自由之后为暴徒作证减罪，更有甚者与暴徒结婚生子。这与王小波讲的例子相当。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在这种环境下成为精神努力、成为变态行为者、成为斯德哥尔摩症患者，但暴力威胁与信息封锁足以让一个正常人判断失常，让一个群体的集体行为选择变得怪异。所以，当你去到乡村询问一个农民是否热爱村干部、乡干部，当你询问街头一个市民是否认同民主自由，可能会得到让你吃惊的答案。你要知道，在暴力威胁与信息封锁之下，任何怪异的答案都不足为奇。这不是人们的理性与认知能力有问题，而是环境原因造成的现象。

这不难理解，当所有的生存资源甚至你的人身安全都被人控制的时候，你想想有多少人还能够坚持自我？在这种状态下所做的调查结论是否有效？暴力威胁与信息封锁下的人的意识与行为，实际上也是一种理性策略结果。因为在这样的环境常态下，理性人自然做出利益最大化的个人选择，这没有什么好责怪的，换成谁都差不多。

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传统，其密码就是暴力威胁与信息封锁。几乎所有的专制统治都具有同样的特征。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人的国民性与其他同等制度环境下的国民性基本上相同。而只要解除了暴力威胁与信息封锁，人们的选择就很快回到开放理性状态，就如具有同样东方文化传统的日韩与台湾。

有朋友认为，即便解除了暴力威胁与信息封锁（当然是通过制度建设），中国人的国民性和国民素质也决定了国人不能享受现代文明。我对这种看法感到十分吃惊。因为，我一直觉得民主自由是人天生就有的基本诉求，追求幸福是人的天性，所谓普世价值也是由此而来——普世价值如同柏拉图的知识回忆说，它不是强加的，而是每个人脑海中已有的观念。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个族群是不接受民主自由的，岂不是与普世价值成了悖论？在开放状态下（免除暴力威胁与信息封锁），如果有人还强调说某个族群反对自由民主，我只想喷他一脸雪花膏。

这些朋友往往喜欢用制度经济学中的路径锁定效应来说明文化对制度的牵制作用，但他们忘了，制度经济学中的这种分析是针对单一对象的，即是仅为厘清制度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找出更好的解决办法的，它并没有分析现实世界中多个文化与制度之间的相互影响。事实上，文化与制度的演进过程都非常漫长，但制度是社会管理工具，人类之所以为人类，是因为它有强大的学习能力，后来者可以轻易通过学习来完成制度演进的过程。举个例子，在法拉第发现电磁原理之前，人们苦思冥想不得其法，但在今天，一个小学生也能轻易理解和应用。这就是后发优势。

所以，国民性问题不是一个国家被神诅咒的渊薮，国民性问题不是一个国家断绝了文明进步希望的理由。在暴力威胁与信息封锁未解除之前，任何人为附加的对国民性的诅咒都没有意义，因为，只要我们知道了国民性问题的产生原因，就知道了自己该值得为之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