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说点对得起国家的真话

    在现有的中国老学者当中，中山大学的哲学教授袁伟时无疑是我最为钦佩的学者之一。这样的钦佩首先来自于他这样的年纪能够摆脱红色教育对整整一代人的洗脑而傲然独立于自己睿智的思考。其次是他敢于在公开场合发表自己真实的观点。而且他是一位难得的游离于利益集团而凭良心说话的学者。这样的学者在眼下的中国实属罕见。也正因为罕见，中国的学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犬儒群居的垃圾场。很多学者不是被御用就是被“和谐”抑或噤若寒蝉。也因此，袁伟时的存在是非常值得庆幸的。

                           我想说点对得起国家的真话
                                   文/袁伟时

                  2011-1-13 环球时报英文版记者 梁若乔。译者：陈阳

    “争议”史学家袁伟时归来：我想说点对得起国家的真话
    2010年的最后三个月里，已经退休但却仍争议不断的历史学家袁伟时新闻不断。袁伟时在《中国青年报》“冰点”发表的文章，导致“冰点”停刊近两个月。
　　2010年9月，已经退休的袁伟时教授被《财经》杂志前主编胡舒立邀请回中山大学教书。10月，袁伟时的文章成为人民日报集团下《历史参考》杂志的圆明园专题的开篇文章。2010年12月22日，袁伟时应邀赴北京参加中国科学院举行的专题讨论并发表演讲。

　　著名晚宴

　　12月15日，袁伟时在五星级的广州游艇俱乐部举行了80岁生日宴会，宴会上，他当众宣布了去北京与会的决定。
    100多名来自广州、深圳和香港当地的名人、艺术家、企业家、外宣办公室官员、记者和编辑参加了这场位于珠江南岸的宴会。 “这是一场在广东省的牛鬼蛇神大集合。”前《纽约时报》驻上海记者站助理陈思戏谑道。
    “袁伟时是民主派的南方旗手。”《香港商报》的评论员毕竟说。
    2003年后，在读过袁伟时的成名作《帝国落日 晚清大变局》后，企业家信力建就一直在支持袁伟时的研究工作。
    在袁伟时的演讲中，他特意感谢了信力建的支持并向那些因为他的行为而“受伤”的人表示歉意。
    袁伟时特别提到了卢可丁（音译）和林楚珍（音译）老师，这两个人曾因为袁伟时在1959到1960年初的中山大学参加反右时的尖刻发言而受到处分。“我当时真心实意认为他们是极端错误的。”说到这里，戴着副金丝边眼镜的袁伟时眼眶湿润了。
    随后，袁伟时称自己此次来北京在中科院发表演讲的原因，是之前收到一名学生的邀请。讲到这里，会场里响起了听众的热烈掌声。
    在2006年，“冰点”就因刊登袁伟时一篇名为《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的文章而被停刊近2个月。袁伟时在文章里纠正了一些错误的史实，认为主流历史教材对于一些晚清事件的分析存有偏颇。然而，他的文章引起了主流媒体的哗然，他也因此被称作 “叛徒”。
    在文章里，袁伟时描述了义和团运动的破坏性行为。
    2006年3月1日，重新发行的“冰点”刊登了中国社科院张海鹏的《再论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驳斥了袁伟时的观点，重申了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反帝反封建是理解中国近代史的主题。
    新华社3月2日报道了“冰点”的复刊，并认为袁文“脱离了史料基础，只是个人感想”，是“没有根基的，没有说服力的，经不起史料鉴证的”。
    “我不知道那个时候谁在攻击我，可能是一些‘五毛党’或激进分子。”袁伟时说。袁伟时承认自己“不受欢迎”，不过，他可以接受媒体采访。这些采访大多是来自南方报业集团，采访主题涉及媒体审查、新左派主义和时政议题。
    “他几乎是（南方）记者的导师，”作家兼媒体观察者杨恒均说。
    “所有袁教授的重要作品都是在退休后出版问世的，”袁伟时的助理孙红樱表示，“退休后，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给自己，很少受到行政干预。这种独立性在退休前是不能实现的。”
    袁伟时每完成一篇一万字的文章，都会读两万字的材料，做十万字的读书笔记。

    禁忌话题

　　即便是对袁伟时这般高调发表不同意见的人来说，也并非百无禁忌。应前任《财经》杂志主编以及中山大学现任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胡舒立的邀请，退休14年的袁伟时在2010年9月重新走上讲台。
    在袁伟时给传播与设计学院的学生上的第一堂历史课上，他就明确提出，只讲到1949年，也不会讲到49年后的中国共产党。“第一，1949年以后不是我的研究重点；第二，我不想碰这类话题，它只会给我带来麻烦。”
    对那些无法跳过的与中国共产党相关的课程内容，他都一语带过，只说事实。
    “特别不讲毛泽东。”他说，“预先说清楚，想了解就上网自己找去，”
    “我不太喜欢讲马克思主义。我读了所有马恩列斯的全集，毛泽东的著作能找到的我都看过，但我不太喜欢讲它。”

　　针锋相对

　　这一天终于到来，中国科学院的七层气氛有点凝重。
    应中科院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创新战略专业委员会的邀请，袁伟时提交了有关创新和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论文。
    袁伟时的专题研讨会持续了整个上午，在两天的会议期间，只有一个专题讨论。
    在长达90分钟的演讲后，超过70名听众参加了自由讨论。
    袁伟时说，中国在19世纪的落后，主要责任在我们自己，不是说外国没有责任。
    “你的演讲是基于西方体制比中国要好这一前提，这点我不同意，”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总工程师武夷山提问说。
    “在今天，考虑到世界已无法适应资本主义无止境的扩张，我认为东方的价值体系—人类和自然的和谐，对西方有借鉴意义。”
    已退休的中国科协信息中心主任葛霆表示，不平等不可怕。“社会不怕不平等，不平等是永恒的。只是怕不公正 – 正是目前国内外的状况。直到今天，全球范围内类似不公正的现象和起源依然存在，最近召开的坎昆谈判大会就是一个佐证。”
    一位来自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的退休哲学教授苗东升，对袁伟时的观点进行了批评。
    “我不同意你有关资本主义将一直存在的论断，”苗东升说，“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拯救全世界。”
    此时会场要求发言的人不断。在主持人的示意下，袁伟时清了清嗓子。
    这是一份来自前任《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的生日礼物。在该作品里，袁伟时被塑造成一个点燃爆竹的人，爆竹上写有“历史虚境”。
    传统的中国文化不利于科技发展，原因如下：古代中国缺乏财产的保障制度；没有法治的传统；不鼓励年轻人挑战权威，思维方法有很大的缺憾，无形式逻辑；利玛窦《中国杂记》里称，“中国人不懂逻辑规则”，在中国研究此是无前途，只要念四书五经即可做官，这是从社会制度上限制科技的产生。此外，教育不是让人去怀疑、辩论和求证，而是“子曰”，顺从圣人的教导。而很多圣人的话是逻辑跳跃，无论证过程。
    73岁的苗东升正好坐在袁伟时旁边。这两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几乎背对背，目光看向旁边。
    研讨会结束后，苗东升说，“袁教授有太多的假设性了。历史有其必然性，历史人物没有一个人是完全正确的。”
    而袁伟时在研讨会上曾经这么说过：“我都已经80了，还不讲几句真话，那就太对不起生我养我的国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