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谁误读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文/菁菁远山

一

要正确认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引入这样一种认识，那就是理想与现实之间有一个关键的环节，就是实现路径的问题。这好比是地月之间，人们的登月梦想如果能够实现，就必须在解决航空器后，实施一个复杂的操作，前者是实体，后者是程序。实体正义是前提，但程序正义是关键。如果只有登天的梦想，没有实施的勇气，这个人不过是妄想症患者；而有了这种勇气，制造出了航天器，但实施不了这种复杂的操作，则浪费了“燃料”，无疑是一种“败绩”。

事实上，理想的河水是冲不过专制的堤坝的。古往今来，中国最不缺的是理想，唯一稀缺的是理想实现的途径。马克思之所以被世人推崇，概因为他为人类社会描摹了一个美好的前景，但他不是一个实践者，只是一个思想家，理想走到现实向来是一个复杂的操作，如果有人去实践它，用惊人的成本换来的是一种历史的迷宫中转圈或者是原地踏步乃至是倒退，实践者就要承担后人的无情评判和历史老人的冷酷裁量。古往今来的历史事实，无可置疑地确证了这一点。

自然，马克思作为思想家，他天马行空展示他的思想是足证他是个天才的思想家，如果后人因为他的思想在坚硬的土地上走不远，而对马克思主义加以妖魔化，那绝对不是一个有良知的学者甘愿为马克思主义的论敌所做的事情。不过，如果任何一位一直秉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者，如果要一如既往地以马克思这样的思想家画地为牢而坚持早已不复存在的革命目标为由头，从而为一个国家和社会继续种下祸根，那就另当别论了。

其实，我们这个社会中，之所以有些人不愿意把常识说明白，他们面对新一轮的毛泽东热，有众多的不同角色粉墨登场，其中不乏政治老人、体制内的学者，当然还有不少位高权重者。对于这些人，虽然无人可以探知他们这样做的初衷如何，也无人有义务去向他们进行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启蒙，但是，对于我们这个社会的芸芸众生，还是有必要唠叨两句的，毕竟我们及其子孙后代，可能必须再次承受这拨人重新诠释毛泽东思想并再次实践毛泽东思想的严重后果。

二

下面，我们可以再回到怎么认识毛泽东思想，这个当今可能有点敏感的问题上来。

如果我们不讳言一个历史事实，中国社会中，许多人一直有个错误的认识，那就是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混为一谈。这种认识不仅在在民间大有人信，就是学界和政界亦不乏许多人是一直这样想当然。

显然，毋庸否认，有些理论大家和体制内的学者是故意揣着明白装糊涂，其往往顾左右而言它，指东说西，打左灯往右拐，早已经是一种常态。我们不必去否定他们的智力，但怀疑他们的为人与心术，也不能算是什么很离谱的事。

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一种正确的思路是要把毛泽东作为领袖和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中国社会达数十年的理论，这二者区分开来，我们才能真正认识清楚作为领袖的毛泽东，和作为全国人民行动指南达两代人之久的毛泽东思想。

之所以要作这样的区隔和不同的论述，是因为不久前，笔者看到了毛泽东家乡的一位学者所写的一篇文章。其题目是《毛泽东：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楷模》。通读此文给人的观感是，如果作者是从毛泽东的思想上立论，未尝不可，即使是那些向来具有政治道德洁癖的人，亦无可厚非。

然而，该文作者俨然从毛泽东从政的实践上开门见山直入主题。居然言之凿凿这样写道：“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和力量之源。这一理念贯穿于我们党的全部历史和执政的整个过程。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不仅是这一主张的理论倡导者，而且是它的模范实践者。毛泽东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和实践，为中国共产党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虽然笔者从严格意义上而言，不能算是毛泽东时代的人，但看了这位对毛泽东依然匍匐在地的学者如此与近代历史拗着来的说辞，遂兴味盎然地拜读了这篇奇文。

很遗憾，此文通篇读毕之后，始觉作者不仅误读了毛泽东，而且他还把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等同起来。天可怜见，如果毛泽东要是从纪念堂里再苏醒过来看了此文，估计这位500年才会诞生一位的当代中国最伟大的革命领袖，也大概是不会同意此文作者的这种荒谬到极点的看法。

三

平心而论，对此文作者的立论起点，估计无人可以质疑其正确性：毛泽东一介布衣，“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一生向来蔑视任何有形的权势和精神权势，自不必言。

由此，大家很自然会想到了平民皇帝朱元璋。这位洪武大帝，铁腕惩腐、为生民立命的决心和作为是令底层任何受到官僚衙役欺压的可怜百姓们为之500年之后都潸然泪下而动容的。这也是有明王朝得以延续的一个真正的原因，其帝祚之长久，确实与这个开国皇帝对贪官污吏的斩尽杀绝的强势作为不无关系。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那毕竟是在皇权时代，任何一个开国天子，都具有无可匹敌的超级强权能为所欲为不无关系。我们评点任何一位古人，千万不要离开特定的时代背景。如果朱元璋在当今的世界上当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皇帝，我想他是不会见容于天下的，可能会被开放世界的国民群起反抗而被“卡、扎、飞”。

要是我们能从毛泽东在近代中国的从政实践上，来比较毛泽东与朱元璋的异同，毛泽东确实是朱元璋的“FANS”。朱天子有“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毛泽东则有“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由此可见一斑。当然，二者对今天来说都成了历史人物，但其作为却有惊人的一致性。可他们的时间跨度和所处的历史环境却天壤之别，这对中国人难道是一种福分么？那么我们今天把毛泽东重新推到神坛上，难道是一种正常现象吗？

对经常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指导思想的毛泽东而言，此君曾说过诸如“马克思加秦始皇”之类的名言。至于在毛泽东当国期间，他究竟搞过多少马克思主义，又搞过多少秦始皇主义，那无疑不是这篇短文要议论的话题。下面，言归正传。

如果时过境迁之后，再说毛泽东思想的起点源于马恩列斯，这是很少有人会怀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思想家的毛泽东是杰出的。但美好的理想要用民主法治的渠道来实现，这是被现代政治所证明为永恒的真理，靠专政的国家机器来建设一个人间天堂，往往会导致地狱里才会出现的人道灾难。如果谁要是怀疑这个论断，希望此人去研究新中国最初30年所经历的曲折历史。

坦率地说，笔者不是专业研究马恩列斯毛理论的学者，更没有深入研究过马恩博大精深的学说，但是，马恩似乎没有在著作中否定民主法制，尚未见到反证来驳斥这个论断。而与之相反，他们更注重民主法制对治理国家上的作用。

据传，马克思在考察了法美的宪政制度之后，曾得出了“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的结论。马克思这样认为，民主是“人的自由产物”，是人的自由权利在政治领域，尤其是自由在国家制度上的表现。而所谓自由，则是人的本质特征，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的本质，它是“合乎理性的本质”，“使人们成为理性的存在物”。可见，马克思从来就不否定自由和人权作为普世价值的存在。

而毛泽东和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中国能够依靠广大人民的支持，用小米加步枪从腐朽的国民党手里武装夺取政权，是和这种社会理想被广为传播有着密切联系的。

但是，令人深感遗憾的是，毛泽东在领导共产党及其率领的人民军队取得政权后，尽管他一直秉承了这一社会理想，却抛弃了民主法制，一直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率性而为，最后的结果，就不必展开叙说了，相信所有开眼看历史的人，都是有目共睹的。

因此，笔者认为，作为思想家的毛泽东是可敬的，但作为革命实践者的毛泽东则是可怕的。我们从下面的一个事例可以看到中国当时的景象：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揪斗时，曾手持宪法严词抗争：“你们怎么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至于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时代，想必不用展开来说了吧？

四

下面再回到文章开篇没有展开来说的论题：我们究竟要继承毛泽东的什么？当然是毛泽东的思想。我们要抛弃什么？那就是他的专制独裁。这是毫无疑义的东西，但我们的很多体制中人和专家学者总是欲言又止，其用心着实让人怀疑。如果专家学者连常识都不能解释，这就不是吃闲饭的问题了。当然，另一个常识他们更不知道，那就是：你是人民的纳税钱养着的，尽管你用不着人民的许可。您拿着俸禄不道实情，却逼着没有念完高中的韩寒说真话，这公道么？对此，我认为人民大学的张鸣教授说的确实是大实话，其大意是一万个教授也顶不上一个韩寒。我知道，这里张教授的“标的”不是学问，而是说话的勇气。

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伟大的，而毛泽东本人是专制的，那么我们需要的无疑是毛泽东思想，并不是毛泽东的转世灵童再现。如今一些政治老人怀着对毛泽东的感情所说的一些胡言乱语，我们的主流媒体却用来大肆炒作，这就有点不地道了。难道他们想重返毛泽东时代不成？

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3月1日在北京联合举办“《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2010—2011世界社会主义黄皮书》发布暨世界格局演进与世界思潮变化学术研讨会”。3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报》摘要刊登5位与会中共老干部的发言指出，苏联解体根本问题是苏共的蜕化变质，其根本原因是思想路线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路线，中共必须吸取教训，决不改旗易帜。现年63岁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原主任张国祚认为，苏联解体问题出在党内，苏共亡党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失去人心。失去人心有两个重要原因：一个就是没有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另一个更为重要更为直接的原因，也是苏联解体深层的直接的导火索就是，苏联文化软实力大厦的坍塌，造成苏联意识形态防线彻底崩溃。

这些话原本没有说错，可是这些懵然无知的冬烘先生，却话锋一转，这样说：“我记得我们党在和苏共开始论战的《九评——致苏共中央公开信》二评‘关于斯大林问题’的评论中，引用了西方的一句格言：‘鹰有时候比鸡飞得还低，但鸡永远飞不了像鹰那么高。’斯大林就是一只高高盘旋的雄鹰。”“改革开放之后，西方加紧了对我国的西化、分化步伐，其中一个重要手法就是丑化诬蔑毛泽东。我借用那句格言，毛泽东同样也是一只高高盘旋的雄鹰，而那些诬蔑诽谤毛泽东的人也不过是一群鸡而已。”他之所以有这样的逻辑，我们从他的另一句话中可以看出端睨，他说：“我们说国家存亡，关键在党，关键在人。”这种人治的逻辑也就自然而然地导出了他的话外音：我们这群鸡还是需要一个雄鹰来看守的。如果他怀着对毛泽东一种朴素的感情说话，人们也许会并不反对，但此人用这种混淆视听的东西来来迷惑不是毛泽东时代过来的无知大众，就有点很不人道的意味了。说句笑话，您的名字虽然是叫“国祚”，其实真应该改为“国难”才靠谱。这种与其昏昏使人昭昭的所谓学者，竟然是一辈子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真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悲哀了。难道这就是这些人皓首穷经研究毛泽东思想及毛泽东革命实践的一生成果吗？恐怕毛泽东醒来会雷霆震怒而说你这种不肖子孙糟蹋了他的思想。

五

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思想的主要方面其实不乏很人性很人道的一面。正如他家乡的这位行政学院教授刘华清所言那样，所谓人民政权，就是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政权。他说，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

1954年，首届全国人大制定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也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当然，为了建立真正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毛泽东提出了政权机关必须由人民选举产生。但是我们的学者却罔顾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那就是一直以来，毛泽东都是代表人民执政的，而做为准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始终只是一个摆设。对此，我们从刘少奇的遭遇上就可以知道。而砸碎公检法更是他在世时的一大创举。如果你要是以为，这些力挺毛泽东革命实践的人，真的忘记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时代毛泽东究竟干过什么，这些政治老人们个个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你要是以为他们全得了健忘症，那才是真正的天真了。只不过这些高歌毛泽东是雄鹰的糊涂蛋们，个个以为自己在第二个毛泽东时代来临之时，自己会受到毛泽东的呵护而置身毛的锋芒所向之外而已。只是这些人没有想过一个浅显的问题，这可能吗？

不错，毛泽东确实是一位革命专家，他砸碎了一个相对专制的社会，而又建立了一个绝对专制的社会。他无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可他又用猛烈的专制摧毁了他的理想。他有着普世的人文情怀，却又一手导演了“文革”和“大跃进”一类的人道悲剧。他传承了马恩的社会理想，却无时无刻地进行着思想改造和制度创旧而不是创新，从而在举国之内形成自己乾纲独断的主观意志。

上述这些悖论的根源是，那是他的血管中，没有一天不是流淌者专制的血液。因此，他在实践上运用的自然是斗争的哲学，“与人斗其乐无穷”，其当国时建立的社会始终是一个人与人激烈冲突的恶斗不断的撕裂社会。如，张治中之子张一纯曾回忆说：“1967或1968年的国庆节，我父亲执意要见毛主席，当时他的身体很不好了，就让我推着他到了城楼上，见到毛主席后他说：‘毛主席啊，你老人家走得太快我跟不上了。现在被打倒的干部早就超过5%，党内我有许多老朋友都被打倒了。他们被打倒，你老人家怎么办呢？’毛主席本来坐着，听到这话他站了起来，说：‘文白兄，我们可以甄别嘛。’”而毛泽东的“我们可以甄别”中“我们”其实就是他自己，事实也确实如此，从林彪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说到这里，我想到了“三七开”这个话题。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谈到 “两个凡是”时说：“……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由此观之，所谓的“三七开”是他生前为自己定的调子，他死后人们总是习惯于这样评价他。事实上，这种划分方法是错误的，正确的方法是要把毛泽东本人和毛泽东思想区分开来，他的思想尽管并不十分完善，同时也有时代的局限性，但至少还是相对完美的，至于专制的行为则是如何评价都不为过。

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苏共内部。他从五个方面总结了这个历史现象，他说戈尔巴乔夫彻底背弃马克思主义信仰。他强调“新思维”就是促进“多元化”，放弃“意识形态限制”和“精神垄断”，打破“一切理论的局限”，实质是打破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种认识是与现代政治思想相违背的，如果提倡“意识形态限制”和“精神垄断”，这就要回到毛泽东时代，让人享受不到“免于恐惧的自由”，做为一个80多岁的老人，他对过去自己同事们的遭遇想必会有一个刻骨铭心的认识的，也应该在言语上对那些逝去的亡灵有所交待才对。而他认为的党内腐败严重，特权阶层恶性发展才是苏联解体的决定因素。他举例说，1991年，莫斯科上万名大富翁中，大部分都是原来的党政干部。他还引用了一个美国学者的话说：“苏联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这才说到了点子上。

又如，当代学人吴敬琏认为，一种体制形成以后，会形成在现存体制中有既得利益的压力集团。他们力求巩固现有制度，阻碍进一步的变革，哪怕新的体制较之现有更有效。即使由于某种原因接受了进一步改革，他们也会力求使变革有利于巩固和扩大他们的既得利益。于是，初始的改革倾向于为后续的改革划定范围。改革能否成功就不仅取决于改革者的主观愿望和既定的目标模式，而且依赖于一开始所选择的路径。吴先生所说的就是路径依赖，它的特定含义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一旦人们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让你轻易走不出去。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久推不前的原因了。

事实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是民主法制，尽管可以不否定毛泽东思想，但却要彻底地抛弃毛泽东的专制独裁，实现民主宪政，把国家权力真正还给人民，让人民运用选票来遴选真正代表其利益的人来执政掌权。这其实和毛泽东思想并没有什么矛盾。如今有些人往往假借此名来坚持专制，这就是那些固守专断权力者不可言说的别有用心了。如果我们不及时戳穿这一预谋，自然是会导致我们再次踏上回头路。这是任何一位具有道义担当的人都值得去做的事情。

结 语

如何让自由的河水穿过专制的堤坝，当然是要用民主法制这个“导流明渠”，从而实现“权为民所赋”的理想。这是既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民间呼应和推动的浩大系统工程。

笔者认为，用炸毁大坝的方式是不足取的。因为炸毁它不仅不能灌溉良田，而且会使下游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了权贵资本主义肆虐的社会，有着一个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在阻碍社会进步，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如果像毛泽东这样的革命专家再世，其革命的锋芒所指已经不言而喻。然而，中国革命所付出的代价早已经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新中国”的诞生对社会的破坏犹如摧枯拉朽，难道还不能使那些鼓吹再来一个毛泽东的人真正警醒吗？

革命，是不是必然会导致摆脱专制的梦想？无论是法国大革命还是俄国和中国革命，其实早就给世人交出过清晰的答卷。如果当今中国再把毛泽东热演变成新的一种革命氛围，最后这场想象中的革命会把枪口对准的团伙究竟是谁，其实就是一个傻子也能准确回答的简单问题。当今那种鼓动毛泽东二次崇拜的人，拿这种蠢不可及的伎俩来忽悠人，倒是为政者应该三思的事情。在此恕不赘言，以免惹事生非，因为话到适可而止乃为上上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