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实”的嬗变

　　“实”可谓中华传统美德中最宝贵的一种美德，它包含诚实、真实、踏实、务实……千百年来，无数先贤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都将“实”字首推为第一原则。
　　作为对几十年“左”思想和路线的“务虚”的一种反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央决策层“求真务实”口号的提出，“务实”已经成为人们从宏观到微观“言必称” 的一种时髦现象。
　　何谓务实？笔者查阅的《新华词典》是如此解释的：“指研究和讨论完成某项工作的具体办法。”那么，“务实”的外延我们是不是还应该这样理解：用实事说话、不讳言目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些突出的矛盾。因此，务实在品格上，它是正直的象征；在学习中，它是求真的基石；在工作中，它是务实求效的原则。
　　务实好不好？当然好！问题是我们的“务实”是否已经异变或者说是异化。务实和高效应该是政府机关工作的灵魂。脚踏实地，埋头苦干，讲实效、办实事，是务实的起码标准。因此，“务实”绝不能庸俗化，更不能形成一种以“务实”为名蛊惑人们趋炎附势，变成了市侩和投机的代名词和动人的口号。
　　可现实中的“务实”又是怎样的呢？
　　现实中有一段流传很广的讽刺“新三大作风”的民谣：“理论联系实惠；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密切联系领导”。颇能反映当今货真价实的“务实”真谛。它虽然讲的是官场，但各个领域通用。一个商人可以不讲良心和诚信获取不义之财被冠为“务实”；一个卑劣小人可以通过送礼行贿官运亨通而被认为“务实”……于是“务实”成为一种百姓认为“本事”、官员认为“政绩”的市侩和投机的行为了。
　　记得1965年底《人民日报》曾写了一篇社论，称政治好要落实到业务上，竟遭到当时《解放军报》连续八、九篇社论的批判。实际上，政治好如何评定？还不是用工作和业务的成果来衡量？但我们至今许多人仍不承认，仍在以“务虚”的东西来抗衡真正的务实行为。但现实令人困惑的是，当人们在现实中看到许许多多弊端时，我们又能从过去的这种行为中得到了什么？如果我们不是掩耳盗铃或此地无银三百两、敢于正视现实的话，我们不能不说这种虚假的“务虚”工作，在虚假的“务实”现实面前被羞辱的如此苍白，像一个本不检点的女子被强奸后仍称处女而令人尴尬。
　　现在看来，我们单独强调“理想”或单独强调“务实”都是很片面。
　　过去几十年的各种政治运动，是借助人们的理想兴起的，直文革后期，人们在“性恶”的人整人的轮回中开始厌恶“理想中的政治”，变得想务实了。于是，“四化建设”的“党的基本路线”取代了“阶级斗争为纲”的“党的基本路线”。但二十几年过去了，国家许多东西上去了，也引起世人的注目，但两极分化，官员腐败、世风低下，治安混乱等现象却有增无减。在“务实”的口号蛊惑下，许多人不择手段投机取巧、拍马溜沟、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踩人上爬，现实也确确实实造就了这么一大批人物，看看政界、商界诸多领域便可明了。人们在这种畸形的“务实”面前，又终于怀念起毛泽东时代的“理想”的东西。于是，“理想——务实——理想……”公式似乎成了一种宿命的“怪圈”。
　　这就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轮回的嬗变魔法，回味怪有意思的。但冷静反思，却又是极为严肃的话题。
　　最近从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叫《丑陋的中国大学生》，人们在谴责这些大学生时，有没有人想到，他们之所以这样庸俗的“务实”几近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究竟谁之罪？是我们，是体制，抑或是社会？
　　学生历来起着是革命的先锋和桥梁作用，如今沦为急功近利、不闻大事的庸人，曾经“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莘莘学子的豪气都没有了，应该说是大学生的悲哀，或许更是国家和民族将来的悲哀。
　　正是由于这种理想与现实交叉点如何的结合始终没有解决好，造成今天人们思想、道德、伦理等等的混乱。急功近利与非法获利成为时尚而被当作“本事”青睐着。这也正是当今大学生为生存和出人头地的彷徨、苦恼和浮躁的根由。
　　如今学生“务实”——“务虚”的理想被实惠替代。从1998年开始搞“教育产业”，这些曾是天之娇子的大学生，一夜之间跌入自缴不菲的学费，并且不包分配，一种失落感油然而生。理想岗位的不足和残酷竞争，以及社会各种不良的影响，使这些大学生未踏入社会，便变的老成和世故。而实际上孩子们学到什么？——低知识低质量，高市侩高投机。他们的最高“理想”最“务实”：尽快不择手段谋取一份即体面，又赚钱快的工作。至于什么思想、道德，全部滚他妈的蛋。——这就是现实。这就是对我们长期脱离实际、多年过于理想化的意识形态的一种报应。用马克思引用海涅的话来说，就是“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问题是：现实的污秽正“演变”着我们的下一代，他们的知识、应变能力和狡黠远远高于他们淳朴的长辈。一些年轻干部用“表面一团火，脚下使绊子”来形容他们的所作所为一点也不过分。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人们常说“如今年轻有知识的干部办缺德事更高明”的道理。
　　我们谴责一些大学生的龌龊，应该更多看看我们自己（特别是一些身为百姓衣食父母的政府官员）行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不是正是自己的“影子”的反馈。因此，更多的指责往往应该是我们自己，抑或造成这种环境的扭曲社会。如何将SARS病真情公布于众并采取防范措施，是为民的“务实”；而采取隐瞒实情满嘴高调，是为“官”的“务实”。因此后一种“务实”，是典型的“务虚”。我们难道不应该从这种不道德的“务实”现象中摆脱出来吗？
　　我这一辈的人曾有过理想，而且简直达到虔诚和狂热的程度，后来看得多了便无形之中逐渐开始反思；现在我想务实，但现实中的许多“务实”又往往是卑劣小人的伎俩为我所不齿。如何在理想与务实中找出一个平衡点来，是我自己几十年的踯躅和彷徨。不过最终我还是理解为：乌托邦式的“理想”与葛朗台式的“务实”，都不可取。我们应该是：务实的“理想”与理想的“务实”相结合的交融点——一种真正的道德规范和人性良知流露，而不是掮客们的混帐“说教”和市侩们的实用主义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