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从前，是因为现在稀缺

余远环

陈丹青有一篇文章《我们为什么怀念民国？》，其实，大约从90年代末开始，学界就一直在发掘民国的往事、人物，成为一种精神资源，至今方兴未艾（今年因为百年辛亥，更是大热）。

那么，我们为什么怀念民国呢？因为那时的人，都一股民国范儿——有精神、气节、面貌、习性、礼仪。陈丹青举例说：“１９７９年我在北京的什么演出场合远远看见当时的侨联主席廖承志。迟到了，穿着肥大宽松的中山装裤，一脸疲倦而宽厚的官相，被前呼后拥走过座位当中的通道，和人握手点头，谈笑风生，十足像个老爷。你想啊，虽然他在共和国做了三十年大官，但他爹是民国元老，他是第一代民国老革命的公子哥，大少爷，从小看惯两党大老，自是民国的气度。前年读到一篇他的下属的回忆，果然说他一天到晚开玩笑，为此还做检讨，检讨时仍旧开玩笑，说是临死前再说一句，逗大家笑笑，然后跳进棺材去。这就是民国范儿。如今的高官会是这般做人说话吗？”

真的有民国范儿这样的东西吗？其实没有，一个概念而已，民国的人，和今天的人一样，一样米养百样人。其实，每一个朝代都有那么一些人，特别有气度风范气节，比如明朝，有杨廷和父子，有王阳明、杨涟、左光斗，还有东林诸名士等等。清朝，同样有很多这样的人，比如谭嗣同、胡林翼、左宗棠等，陈丹青只是在借题发挥。

当然，不得不承认，因为民国多处在军阀混战阶段，政府顾不上思想的统治，加之民智初开，思想出现极大的碰撞，因此，民国的人，特别是政要和名人，比起现在，确实有气度，有风范，有气节，有精神，有礼仪，从政界到军界到学界、文艺界，充斥这样的人，无论是袁世凯、段琪瑞、徐世昌，还是蒋介石、汪兆铭、廖仲恺，无论是胡适、傅斯年还是陈寅恪、黄侃、刘文典，乃至后来的瞿秋白、张太雷等等，气度风范，都没得说。

但是，我们喜欢民国，更重要的原因是，现在这样的东西是稀缺的，比如陈寅恪现在为什么有那么高的地位，为什么成为学界最推崇的人物，他的著作，选题专门，文字也很古奥，感兴趣的人不多，看得懂的人也不多，感兴趣又看得懂的更是凤毛麟角，其思想还“囿于咸丰同治之世”，其议论还“近乎湘乡(曾国藩)南皮(张之洞)之间”，他最不应该成为公众人物。然而“最不应该成为”的最终还是“成为”了。而且，还弄到了人人都拿他来附庸风雅，“满村听说蔡中郎”。

因为陈是“教授中的教授”；因为他“竖看百年中国学术史，从晚清、民国到共和国，能真正自觉地用生命去践履”；因为他的人品与气节；最重要的是因为他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宁作戏笔，不入时流”。易中天说他，“要做研究，可以做大课题，但必须按照‘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去做。如不能，则宁肯不做，或者去做‘无益之事’，正所谓‘闲同才女量身世，懒与时贤论短长’。”而今天的我们，正如过去北大的王瑶先生所说：“什么是知识分子？他首先要有知识；其次他是‘分子’，有独立性，否则，分子不独立，知识也会变质。”当世的知识分子，少有这么的从容和气度，更不用谈什么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了。

我们广东喜欢说，缺什么补什么。专家说你体内缺乏某种元素，你就会特别喜欢吃富含这种元素的东西。

这些民国的人物的精神气质，都是现在的稀缺品。因为稀缺，所以关注，因为稀缺，所以有价值。

正如我们现在的生活中，因为缺真情，所以特别容易感动；因为到处只有情色，缺少爱，所以爱情显得特别奢侈；因为城市缺天然食品，缺清新空气，所以特别喜欢农村；

正如常识的稀缺，所以梁文道和陈丹青显得那么重要；正如敢言敢说，韩寒显得那么让人觉得可爱；而“根叔”（李培根）的稀缺是因为大学姓官不姓学。

当透明度成为稀缺资源，我们就翻墙；当我们成为目田时，我们就喜欢自由。

因为稀缺，所以珍惜，因为稀缺，所以才引起关注。怀念民国，主要是因为现在稀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