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模样

陈丹青

我喜欢看他的照片、他的样子，我以为鲁迅先生长得真好看。

“文革”期间我弄到一本日记本，里面每隔几页就印着一位中国“五四”以来文学家的照片，当然是按照20世纪50年代官方钦定的顺序排列：“鲁、郭、茅，巴、老、曹”之类，我记得最后还有赵树理的照片——平心而论，郭沫若、茅盾、老舍、冰心的模样，各有各的性情与分量。近20年，胡适之、梁实秋、沈从文、张爱玲的照片，也公开发布了，也都各有各的可圈可点，尤其胡适，真是相貌堂堂。如今我们新时期新文学的男男女女作家群，排得出这样的脸谱吗？

可是我看来看去，还是鲁迅先生样子最好看。

“五四”那一两代人，单是模样摆在那里，就使今天中国的文艺家不好比。前些日子，我在三联书店买到两册抗战照片集，里面有陈公博、林柏生、丁默邨、褚民谊被押赴公堂、负罪临刑的照片——即便在丧尽颜面的时刻，他们一个个都还是书生、文人的本色。他们丢了民族的脸，在照片上却没有丢书生相貌的脸。我斗胆以画家的立场对自己说：不论有罪无罪，一个人的相貌是无辜的。我们看不起汉奸，却不见得有资格看不起他们的样子。其中有一幅珍贵的照片，就是被押赴法庭的周作人。他穿件干净的长衫，瘦得一点点小，可是那样地置之度外、斯文通脱。你会说那是强作镇定，装出来的。好的，咱们请今天哪位被双规、被审判的大人物在镜头前面装装看，看能装得出那样的斯文从容吗？

我这是第一次看见周作人这幅照片，一看之下，真是感叹他们周家人气质非凡。

到了1979年，“文革”后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报纸上许多久违的老面孔出现了：胡风、聂绀弩、丁玲、萧军……一个个都是劫后余生。我看见什么呢？看见他们的模样无一例外地坍塌了。

这时我回头看看鲁迅先生：老先生的相貌先就长得不一样。这张脸非常不买账，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可是他拍照片似乎不做什么表情，就那么对着镜头，好像是说：怎么样？我就是这样。

所以鲁迅先生的模样真是非常非常配他，配他的文学，配他的脾气，配他的命运，配他的地位与声名。我们说起“五四”新文学，都承认他是头一块大牌子，可他要是长得不像我们见到的这副样子，你能想象吗？

鲁迅的时代，中国的文艺差不多衔接着西方十八九世纪。人家西方十八九世纪的文学史，法国人摆得出司汤达、巴尔扎克的好样子，英国人摆得出哈代、狄更斯的好样子，德国人摆得出歌德、席勒的好样子，俄国人摆得出托尔斯泰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样子，20世纪的印度还有个泰戈尔，也是好样子——现代中国呢，谢天谢地，总算“五四”运动过后，留下鲁迅先生这张脸摆在世界文豪群像中，不丢我们的脸——大家想想看，上面提到的中国文学家，除了鲁迅先生，哪一张脸摆出去比他更有分量？更有泰斗相？更有民族性？更有象征性？更有历史性？

而且鲁迅先生非得那么矮小，那么瘦弱，穿件长衫，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站在那里。他要是长得跟萧伯纳一般高大，像巴尔扎克那么壮硕，便是致命的错误。可他要是也留着于右任、张群那样的长胡子，或者像吴稚晖、沈钧儒那样的光脑袋，古风倒是古风，毕竟有旧朝遗老的气息，不像他。他长得非常地“五四”，非常地“中国”，又其实非常摩登……“五四”时期的中国相较于大清国，何其摩登，可是你比比当年顶摩登的人物：胡适之、徐志摩、邵洵美……鲁迅先生的模样既非洋派，也不老派，他长得是正好像鲁迅他自己。

我记得20世纪70年代《参考消息》报道联合国秘书长见周恩来，叹其风貌，说是在你面前，我们西方人还是野蛮人。这话不管是出自真心还是外交辞令，确实说出了一种真实。西洋人因为西洋的强大，固然在模样上占了便宜，可是真要遇见优异的中国人，那种骨子里的儒雅凝练、脱略虚空，那种被贝托鲁奇准确形容为“高贵的消极”的气质，实在是西方人所不及。这也好比中国画的墨色，可以将西洋的七彩给比下去。你将鲁迅先生的相貌和西方文豪的模样摆在一起比比看，真是文气逼人，然而一点儿不嚣张。

多少年来，鲁迅这张脸是一个简约的符号、明快的象征，如他大量的警句，格外宜于被观看、被引用、被铭记。这张脸给刻成木刻，做成浮雕，画成漫画、宣传画，或以随便什么方式翻印了再翻印，出现在随便什么媒介、场合、时代，均属独一无二，都有他那股风神在，经得起变形，经得起看。延安时期粗糙的鲁迅木刻肖像、老先生出．殡时游行队伍捧扶的大肖像、“文革”时期被百般夸张的鲁迅像，都并不像他，然而鲁迅的形质与神采总能穿透笔墨的歪曲，扑面而来，宣称这是他自己的容颜，不曾遗失、不曾损伤、不曾消淡。他的容颜在他殒灭后继续活在无数图像中，以至这些图像竟能以被任意引用的方式，继续捍卫他那张脸。

不是随便哪张脸都能够蕴涵这种如命运般难以左右的图像效应。你试将其他“五四”名流的脸拿去作图像任意弄弄看，就显得平凡、突兀、不配，即便鲁迅两位弟弟的面相都与大哥相像——早年的周作人还曾蓄过和鲁迅一模一样的胡须——然而毕竟弱几分，有如斑痕浅迹，是会被韶光与媒介淘洗隐没、模糊不清的。

有人会说，这是因为历史已经给了鲁迅莫高的地位，他的模样被引用太多了，早已经先入为主成为后世公众的视觉符号。是的，很可能是的，但这形象效应是互为因果的：时代凝视这形象，因这形象足以换取时代的凝视，这乃是一种大神秘，俨然宿命，而宿命刻印在模样上——托尔斯泰那部大胡须，是应该写写《战争与和平》，鲁迅那笔小胡子，是应该写写《阿Q正传》；当托尔斯泰借耶稣的话对沙皇说：“你悔改吧！”这句话与托尔斯泰的模样很般配；当鲁迅随口给西洋文人看相，说“尼采一脸凶相，叔本华一脸苦相……”这些话与鲁迅的模样也很般配——大家要知道，托尔斯泰和鲁迅这样子说法，骄傲得很呢！他们晓得自己伟大，晓得自己长得有样子。那年萧伯纳在上海见鲁迅，即称赞他好样子，据说老先生应声答道：“早年的样子还要好。”这不是鲁迅会讲话，是他看得起萧伯纳，也看得起他自己。

我这不是以貌取人吗？是的，在最高意义上，一个人的相貌，便是他的人。但以上说法只是我对老先生的一厢情愿，并不能征得大家同意的。好在私人意见不必征得同意，自己说说而已。

《笑谈大先生》读后评论

　　我有一张鲁迅先生的肖像，是很常见的那种。在这幅画里，鲁迅身着长衫，倚坐着，指上夹的香烟还在燃烧。他面容消瘦，神情冷峻。有时候，我看看他的模样，想想那些关于他的是是非非，就总觉得他那消瘦冷峻的神情里着有一种不为人知的寂寞与孤独，似乎能让你在千万人之中一眼就分辨出来。这种感受，在我读完陈丹青的新书《笑谈大先生》（2011年1月出版）以后，有了更深一层的体验。 　　
　　陈丹青是一个画家，但是我却没有想到他竟然也是如此喜爱鲁迅，甚至尊称鲁迅为“大先生”。在《笑谈大先生》的开篇，他即说“鲁迅是我几十年来不断想念的一个人”。为什么呢？答案颇有点惊世骇俗，竟然是因为他喜欢鲁迅的照片，喜欢鲁迅的样子，“我以为鲁迅先生长得真好看”。鲁迅逝世后，有各种人变着法“夸”鲁迅，把鲁迅抬上神坛，但我还是头一次见有人夸鲁迅长得好看呢！这也许正是因为陈丹青是一个画家的缘故。画家看人一定要看到人的骨子里，看到他与别人神情气质不一般的地方，这样的画才有生气！陈丹青将鲁迅摆放在整个民国文人的群体中比较，就看出了鲁迅的独一无二：“老先生的相貌先就长得不一样。这张脸非常不买账，又非常无所谓有，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所以鲁迅先生的模样真是非常非常配他，配他的文学，配他的脾气，配他的命运，配他的地位与声名。” 　　
　　对于很多人来说，鲁迅地位太高，太神，他的大多数文章读起来都硬硬的，他的生活也似乎除了写作还是写作，很单调乏味的。但是陈丹青，作为一个“业余”的爱好者，在本书里却一口气写了七篇关于鲁迅的文字。据说全中国专门研究鲁迅、吃鲁迅饭的专家，有两万人。陈丹青自然不是这两万人中的一员，但我私心以为，他笔下的“大先生”的鲜活度与独特个人视角是许多业内专家学者所不及的。在陈丹青的笔下，鲁迅是异常鲜活的，甚至于好玩，“就文学论，就人物论，他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比如鲁迅送书给一个刚结婚的叫川岛的朋友，在封面题词道：“我亲爱的一撮毛哥哥呀，请你从爱人的怀抱中汇出一只手来，接受这枯燥乏味的《中国文学史略》。”再比如陈丹青查出鲁迅有四篇文章是写于同一天，于是他叹道，“老人家显然半夜里写得兴起，实在得意，烟抽得一塌糊涂，索性再写一篇。”这样的笔调，可不是专家学者敢写的！　　
　　陈丹青读鲁迅，看鲁迅，写鲁迅，将鲁迅的模样从神还原成人，用文字拉近了我们与鲁迅的距离，功莫大焉。1936年鲁迅逝世后，陈独秀曾撰文说：“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他强烈批评了那些别有用心贬低鲁迅或者吹捧鲁迅的人，认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这段话，今天我们读来仍是备受启发。对于今天的人来说，我们未能亲眼见到那些大师活着的身影，但幸好还有他们的作品、肖像存世。我们读其书，想其人，文学之所以温暖人心，也许正在于此。